“二代三恪”，我们的民族曾经对失败者是那样地优容

    ■熊剑平

    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已经流淌了五千余年，这条历史的长河并不笔直，而是中间有几个大拐弯处，把河流分成上游、中游和下游。秦汉便是这条历史长河的转弯之一，此前的历史被称为先秦，属于中华民族历史长河的上游，这一段历史由于国家结构和政治体制与秦汉以来的迥异，所以使得先秦史的普及成为一个难题。

    黄朴民先生与其弟子白效咏合著的《礼乐文明的兴替》（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探索。这是《印象·中国历史》系列丛书的第一本。该丛书全套一共八本，贯穿从先秦至清的全部中国史，领衔写作者多是各个领域的知名学者。由于这套书的初衷是面向非历史专业的史学爱好者，这就要求作者能用非历史专业人士看得懂的语言来书写，两位作者的写作无论是从语言表达方面、还是在内容结构方面，无疑是成功的。

    在上游的风景，最亮丽的莫过于礼乐文明了。自古以来，儒者喜欢盛称三代，司马迁《六国年表》中至谓“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朱熹也认为“夏商周三代天理流行，便是王道政治；汉唐人欲横行，便是霸道政治”。有人认为这是儒者厚古薄今的表现，其实也不尽然，儒者盛称三代是有原因的，那时的礼乐文明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高度。但是，目前面世的系统介绍礼乐文明精神的书极为少见，笔者欣慰地看到在这本书中，对礼乐文明的精神做了大量的勾稽、阐释。比如对“二代三恪”的考索，让读者知道在两千年以前，改朝换代之际，我们的民族对失败者是那样地优容。不仅封以上公之爵，待以宾客之礼，还允许其保留原来的历法。作为失败者，依然保留自己大部分的地盘和人民，新王朝并不猜忌，宾主相安。难怪《诗经》里的“有客”描写微子朝周是那样的欢欣融洽：“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絷，以絷其马。薄言追之，左右绥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这种充满人性光辉的规则以及宾主把酒言欢的场面，是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

    人们熟悉的改朝换代模式，几乎全部是血雨腥风，对前朝孓遗既要斩草还要除根，如《南史·齐高帝诸子传》卷末论所云：“宋受晋终,马氏遂为废姓,齐受宋禅,刘宗尽见诛夷。”当年仅十三岁的宋顺帝刘准被迫出演禅位的大戏时，自知不免，“泣而弹指曰：‘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尽管如此卑微，还是在当年就被杀害。这种血腥和暴力，竟然成为封建社会政治生活的常态。朱温灭唐，不仅弑杀唐昭宗，连带诛除昭宗的九个儿子，并把以清流自居忠于唐的缙绅之士三十余人全部杀死，投之黄河，还嘲笑说“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这种惨无人道的做法和“二代三恪”的温情相比，真是天悬地隔。

    当然，礼乐文明的精神不仅仅体现在“二代三恪”方面，还有“以仁为本，以礼为固”的战争理念，宋襄公即使不是这种战争理念的绝唱，也算得上是一抹余晖。他固守“不鼓不成列”的理念，坚持“不擒二毛、不重伤”的战法，在泓水之战中被强大的楚军击溃。固然，宋襄公的做法给后世留下了无尽的争议，褒之者将他比作周文王，无愧仁义之师，贬之者则嘲笑他“蠢猪式的仁义”和他那“花岗岩般的脑袋”。但我们必须明白的是，在我们历史长河的上游中，这种战法和战争理念一度是主流。

    作者用大量的笔墨和丰富的事例，让我们饱赏礼乐文明风景的同时，也可以洞见作者的用心，即致力于历史上美好的、充满人性光辉的文化的发掘和传播，这无疑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作者对越王勾践就特别看不上眼。越王勾践之所以能在吴越争霸中胜出，在于他“敢于打破人类道德底线”，肆无忌惮地使用手段，比如在檇李之战中令数百死囚在阵前当众自刎，惊扰吴军军心；又比如他恩将仇报，把煮熟的稻种还给吴国，致使吴国来年颗粒无收等。作者一针见血的指出，越王勾践“邪恶的本性加上坚韧的毅力和出众的才能，对社会普遍道德观的破坏，对人类良知的挑战，其危害之大，毁灭之烈尤其严重，尤其恐怖”。后世对越王勾践卑劣的手段“没有丝毫的谴责，反而津津乐道他的‘成功’，他的‘霸业’，只看到其‘卧薪尝胆’、快意复仇的光鲜，而有意无意地抹去其卑鄙无耻、丑陋邪恶的阴影，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扭曲与历史的悲哀，也给后世人们做出了一个十分丑陋的负面示范！”

    如果说礼乐文明的精神是历史长河上游最亮丽的风景，那么战争则是最悲壮的风景。春秋战国四百多年间，战争成为时代的主流，可谓烽火遍地，狼烟四起，中华民族正是在战争中发展演进，重新走向大一统。因此，写先秦历史，不能不写战争。但写好先秦的战争又非常不易，懂军事者往往于史学“稍逊风骚”，而精于史学的大家又往往秀才不知兵。黄朴民先生深耕于先秦和秦汉史数十年，又曾在军事科学院历练多年，是少有的既懂历史又懂军事的专家。书中不仅系统介绍了军队、军种、军事体制和编制的变革，还较全面地介绍了兵学思想的革新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学地理，而这些正是理解那段历史战争的必要基础。

    值得称道的是，书中对战争的记述不仅仅局限于写战争，更是把战争置于一个宏大的历史框架下来分析看待。比如晋阳之战，作者不仅详细分析了赵氏以弱胜强的原因在于赵襄子的指挥若定和智伯的利令智昏，更进一步指出，交战双方在晋阳城鏖兵两年，并动用开掘河水灌对方军营这种惨无人道的手段，说明战争双方均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赵氏联手韩、魏击败智氏之后，“也是擒杀智伯，尽诛其族，瓜分其地”，已丝毫见不到邲之战、鄢陵之战中那种彬彬有礼的旧“军礼”遗风，战场上曾经有过的“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战不逐奔，诛不填服”的贵族高尚风度，早已被弃之如敝屣了。这说明自此开始，战争已由春秋时期盛行的争霸战争演变为更惨烈的兼并战争。寥寥数处点睛之笔，让历史的演进过程变得更加清晰，进一步加深了读者对这段历史的理解。

    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书中有一些或明或暗的对比，比如，齐桓公与吴王夫差经营霸业路径的对比。齐桓公虚怀若谷、从善如流，接受管仲“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的告诫，致力于齐国的国富民强。虽然时不时带领联军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援助一下燕国，敲打一下楚国，但都是适可而止。在诸侯国之间，始终确保齐国利益优先，所以终桓公之世，齐国始终处在霸业的巅峰长盛不衰。而吴王夫差则相反，刚愎自用，目空一切。这种对比极其强烈，蕴含着作者的匠心，其间蕴涵的历史教训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

    （作者单位为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