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哈顿化”的终结

    ■黄华青

    20世纪上半叶，随着美国引领的跨国资本主义体系的崛起，作为全球资本金字塔尖的纽约曼哈顿建起了无与伦比的高密度摩天楼群，曼哈顿的天际线也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虚荣象征——由此，“曼哈顿化”至今仍被大多数国家视为城市发展的唯一方案。然而从五六十年代开始，“曼哈顿化”造成的恶劣影响便已在其源头滋生——长期居住于曼哈顿的社会行动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如一声惊雷，呼唤人们关注资本主导的城市规划下被忽视的社区生活、平民权利以及由此催生的高犯罪率、阶级区隔等社会问题。在她看来，这是以曼哈顿为代表的美国大城市之“死”；若要谋求“生”路，必须将人的发展摆在城市的发展之前。

    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便用其独一无二的发展选择展现了“曼哈顿化”之外的替代路径——这便是《左岸之城：旧金山的进步运动，1975-1991》（［美］理查德·德莱昂著，张乐腾译，东方出版中心2022年7月出版）的主题。书名“左岸”之城可谓一语双关：旧金山不仅是美洲大陆西海岸的明珠，也是与代表大资本利益的右派相对的、政治光谱最偏“左”的地区之一。两者亦息息相关：来自亚洲、南美的移民史奠定了旧金山多元文化社会的基底，温润的气候造就了人们不拘一格的性情，斯坦福、伯克利等名校贡献了精英群体和开放思想，硅谷的兴起又进一步带来了丰盈的财富和自由的气息。

    今天的旧金山依然拥有美国最美的城市街景，与由摩天楼塑造的大城市截然不同：如希区柯克的《迷魂记》中数次出现的，以蔚蓝的天空和大海为背景，起起伏伏却一往无前的街道景观，街道两侧排列着奶油色的、三四层高的维多利亚式小屋，行驶了一百多年的有轨电车仍在连绵的山坡上下穿行。这里还坐拥美国最充沛的城市公园、最有活力的街头商业、最高品质的公共艺术氛围。因此，尽管湾区的多座城市在人口和经济规模上都已超过旧金山，但仍不妨碍她作为湾区的精神领袖，唯一的“City”。这一切是与生俱来的吗？本书给了答案：旧金山宜人的城市景观是其进步主义的政治环境、民主意识和规划制度的产物。

    政治如何与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如城市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言：“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不深入城市化进程核心的政治运动都注定要失败。”本书作为一本城市政治学著作，呈现了当代左翼进步主义政治如何塑造旧金山，也在反抗“曼哈顿化”的城市规划进程中逐步确立了政治地位。本书的主体内容便围绕这条主线展开：为何反对“曼哈顿化”？如何反对？反抗的结局如何？

    第一章和第二章，本书介绍了进步主义如何在“曼哈顿化”的废墟之上兴起。1970年代，促增长政体一度全面掌控旧金山的社会经济发展，摩天大楼拔地而起，赋予了城市作为增长机器的职能形式；至1980年代，资本主义的崩溃导致了摩天楼体系的崩溃，商务办公楼空置率居高不下。在此背景下，旧金山的进步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环境保护主义、平民主义三种左翼思想体系的部分聚变，从诞生之初便树立了它反抗资本主义城市化的鲜明立场：它“更关心消费而不是生产……更关注社区赋权而不是阶级斗争……它的第一要务并不是变革而是保护——保护城市环境、建筑遗产、邻里社区、多元差异，最重要的是保护市民生活免遭美国资本主义激进变革洪流之荼害”。

    缓增长规划运动是旧金山进步主义思潮对城市规划领域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第三、四章便描绘了这一运动的图景。缓增长规划的旗帜是80年代通过的“M提案”，它被称作“美国城市最严苛的增长控制措施”，包括对每年全市新建建筑进行永久配额限制、由选民审议任何超出规定配额的办公开发规划等严格条款。由缓增长政体提出的“市区规划”进一步通过历史建筑保护、开发权转让等方式，将摩天楼建造限制在极小的中央商务区范畴，在大多数区域建造拥有精致尖顶的低层房屋，以保护社区的固有特征。它反对精英主义的、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建设，认为“真正生死攸关的是维护社区而不是保存建筑物或历史遗迹，是生活中的物（尤其是住房和就业）而不是生活中的美”。在这一理念下，旧金山不仅拥有了迷人的城市街景，更有街景背后每个小商铺所承载的生动社区生活。“M提案”和“市区规划”蕴含的城市设计理念是划时代的，它在“增长”“发展”统摄一切的洪流下大胆提出了牺牲增长、崇尚平权的理念，甚至反向影响了作为增长概念源头的曼哈顿，成了美国大城市的社区活力复兴的引领者。

    当然，缓增长运动的推行势必遇到资本主义洪流的顽固抵制，这一过程凝聚着悲壮色彩。第五章到第八章，本书以1987年自由派阿格诺斯当选市长为分水岭，用进步主义政体下城市发展进程中不灭的张力和纠葛，展现了缓增长运动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既有第六章呈现的城市反政体成功阻拦资本侵害本地社区利益的故事，也有第七、八章中所讲述的，市长阿格诺斯如何背弃进步主义的选民，依靠政治手腕推动了“中国盆地”、米慎湾及七英里滨水区的大规模开发项目，在缓增长旗帜下露出了“促增长爪牙”。进步主义运动内部亦存在危机，如波特雷罗山的经济适用房项目遭到抵制，说明当任何项目“威胁进步主义者的地盘时，进步主义者就变成了保护主义者……（他们）滥用市民权力破坏进步主义工程”。

    另外，作者在理论层面探讨了缓增长运动的困难之源及可能出路。“城市政体（urban regime）”是其用来讨论进步主义运动的核心概念。如克拉伦斯·斯通所定义的，“城市政体”是“公共机构和私人集团为了能够制定并推动政府执行决议，所共同缔结的非正式约定”。从促增长政体、反增长政体到最终的“反政体”，这是旧金山的政治运动所塑造的“防御性的统治管理体制”，以反对大规模开发、建造摩天楼以及作为企业总部的城市战略职能。当然，进步主义所赖以生存的社区运动“既是旧金山进步主义运动的灵感之源，也是它致命的阿喀琉斯之踵”，必须防止城市在社区动员中陷入无止尽的超多元主义和卡斯特尔所谓的“野蛮城市”的另一个极端。作者认为，“想要推动旧金山超越反政体，就应该对M提案全面展开严谨批判，并尽可能加以完善”，如此才能真正创造“进步主义的城市政体”。

    本书涉及的大量政治民主过程分析或许让读者陌生，但抛却它作为城市政治学著作的定位，它仍不失为一部鲜活的当代城市史——它展现了政治运动如何塑造当代城市空间，更为城市规划者如何站在市民立场来擘画城市发展提供了前车之鉴。尽管旧金山市政府的政治风向不断改变，但城市发展得以在反“曼哈顿化”的道路上保持长期平稳，这得益于上层治理者对人民诉求的重视，以及基层社区积极谏言城市建设的能动性。从这个层面来说，旧金山所积累的增长限制、遗产保护、社区小商业活力提振等城市规划治理方面的经验，对于我国方兴未艾的城市更新进程而言亦有一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