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范畴研究的宏富之路

    ■汪涌豪

    个人动心起意之初，尚不能想象范畴研究能成为如此之显学。不过结合世界范围内知识的流动与共享，尤其文艺学、美学领域聚焦的重点与方向，则1990年代至今，相关著作与论文之年积月增，且由单个论列上升至整体综述，由语境还原上升到意义开显，实在是理之必然。尤其全球化时代，文化的交互影响已成趋势，由身份认同引出的对传统的新认识，更使慎终追远成为学人的自觉。有鉴于古代文学批评范畴与古人的文学实践一直存在着密切而良好的互动关系，既富于原型意味，又极具牵衍生长能力，故人们开始将简单的释义提升到对其所隐蓄的文化-历史背景的考察，乃或思维方式与言说习惯的研究，进而受东西互鉴的潮流鼓动，再从一种字义疏证的旧学问中开辟出话语研究的新堂奥，可谓水到渠成。

    其实，这种东西互鉴对旧学问的冲击与改变可谓由来已久。盖自海通以还，中西互照就已见端倪，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更成为学人的共识，包括重视对今人所说的话语乃或关键词的研究。故早在1905年，王国维发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就称其为近年文学“最著之现象”。基于中西方人特质不同，一为“实际的也，通俗的也”，一则“思辨的也，科学的也”，为了克服中国人“言语之不足”，已主张引入西学名言——他称之为“新学语”，并身体力行地用此阐释传统文学与文论。其时，又有梁启超编《新民丛刊》，不仅有意让刊物成为从“驿骑”日本引入“新学语”的重要平台，即本人也持进化的文学史观，在文章中大量引用。这样到1930年代，就有开明版《文学辞典》和文艺书店版《文学术语辞典》这样的辞书问世。尽管是西方文学术语的汉译，但其中涉及传统术语与范畴，或调动了传统术语、范畴以为对照。一直到钱钟书《谈艺录》“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以异域之眼烛照并洗发传统的精义，其间也不无对中西名言的引用与研判。

    当然，它最新一波兴起在上世纪80年代。对此，拙文《近百年来中国学界范畴研究述评》已有论列。再后，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或文论史、美学史研究新的增长点，它继续受到学人关注，不仅有范畴生成史、发生史等专著出版，并转生出诸如文论话语、诗学话语及话语体系探讨与建构等一系列新起的研究。以至《中国现代文论的体系话语》这样的著作也从此切入，由古代文学批评的话语生产，再结合文学概论及文学史的体系意识，来揭示现代文论的特质，可见其影响的深刻与广泛。

    范畴研究一变而为话语研究，并非出自某个人的突发奇想，它不过是对近些年“语言学转向”的总体背景下，学界发生的又一次路径转换的回应而已。此前，学人对“形式转向”抱有浓厚兴趣。如果说，后者关注的是语言形式本身，它则意在探讨社会历史文化及政治等因素对语意语用的影响，关注的是语言形式结构背后的文化指涉与隐喻。有鉴于古代文学批评的实体构成许多时候绾结并凝聚于范畴，作为赋予批评以体系勾连的特殊表述，用重在探究语言意识、知识权力与文明制度关系的话语理论来收纳和提领，自然顺理成章。所以一段时间以来，诸如巴赫金、阿尔都塞，尤其从考古分析到谱系分析，对话语构成规律到实际影响作出过系统研究的福柯的理论，都被学人引入。语言就此真如圣器，话语分析真如金钥匙，给理解社会文化与艺术审美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从来是盘旋在学界的一道符咒。有鉴于它的建成离不开元理论层面的反思与澄明，而话语形态及建构路径为其重要的内容，故学界多希望用此实现范畴研究的提升是很可以理解的。又有鉴于传统文学批评话语构成当代文论的逻辑上源，故吸取其一般性原理与方法，从思想根基、思维特征到言说方式，对其作新的抉发，既通过中西比较界定其语义，复努力在古今演绎中追溯其语根，诠释过程中又注意还原其语境，并真正做到结合批评实践来呈现其语用，最后归结于意义的揭示，以为当代话语体系建构提供资源，自然就成了同类研究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

    然而问题随之而来。上述转型升级过程中，如钱钟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批评文学史研究常“执西方文学之门类，鲁莽灭裂，强为比附”，古代文学批评研究也常见到仅依西方定规来重构的简单化处理，包括对福柯知识考古学的理解运用也同样，所暴露出的理性独断和科学主义倾向，使传统每遭到忽视甚至曲解，古代文学批评元语言地位被掩夺或汩没的现象屡屡发生。依西人的认知，文学作为被限制项，是一种先行存在；文论意在调动话语描述界定前者，是一种后设存在。但由于古人少有职业分工，并诗人常与诗论家合一，这使得上述分别变得很不明显，更常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谙熟创作与批评两方面，甚至自己的创作就是批评，批评未尝不可认为是创作。这就与西人有了明确的区别。

    详言之，西方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到十七、十八世纪较晚近的诗学批评，尽管有亚里士多德那样从作品出发，围绕艺术外部展开批评的经验论；有柏拉图那样不涉及作品特质，只沉思美本身，谈一般性原则的抽象理念论；也有统合二者，将观念建构的普遍性与艺术审美特殊性相结合的综合研究。但无论哪种都离不开归纳与综合，更常借助推理与演绎，以在思维中建成的后出观念来规范文学。与此相对应，其所用名言大多边际清晰，内涵稳定。而古代文学批评则须臾不离创作实际，尤注重贴合道艺本身来发扬个人经验，并乐于调动富有哲理的形象化语言，以求泛应曲当、辞约旨丰地将这种经验存储、融汇与延展。着意在开显一种能联通心性宇宙的道的本源，并努力以一己的体悟与感通，巨细靡遗地将这种道实现出来。过程中尤注重上述经验的生成基础与施用条件，并不认为普遍性观念可牢笼、范围个人化的尖新体验，此《庄子》所谓“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如此拒绝“有分”“有辩”等“有畛”作为，力求围绕文事展开的言说能不脱离创作活动，从而避免了抽象的独断与形而上学的理障。

    与此同时，因为深体共同的传统，他们无意为自树立而凑作体系，尤不好别创新词，以为如此不仅浮躁轻俭，还有可能冲冒不为人接受的风险，因此常用前人的既有名言，融入一己体会以求变化生新。为了让这种变化生新更精确有说服力，特别注意调动一己灵机，此外就是深湛的哲思灌注，从而体现出一种感性理性统一、创作鉴赏统一，结言之是人生与艺术相统一的渊深宽博征象。有时虽诞育于哲学，终不局限于哲学，更多地在技艺与道艺的结合中，呈现出一种独具会心的智慧以近接架虚斡空的创作，远应广大无限的人生。如此以诗美为中介，紧密联系人生实践，既连通现世又望向永恒，既关注大美又不忘突出纯善，从而避免了沉浸于个人小天地的腐吟烂唱，而能在广阔的宇宙俯仰与物我交汇中，凸显以情感和价值为中心的人文维度，洋溢着隽永浓郁的诗性。带连着所创设和使用的范畴，也有了喻示生动、施用灵活、整体宽博丰厚的特点。

    有鉴于此，在合理汲取话语理论同时，充分凸显古代文学批评的固有特点，不能不说应成为今后范畴研究的重点。西方学界比较容易接纳那些既承载中国传统、又能与西人感通的理论，这构成了当今中外“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的基本景观。正是基于语言、思维与文化的不同，古代文学批评范畴在西传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异，其中有些变异拓展了范畴阐释的空间，但大多数难免先入为主的曲解与误读。如葛瑞汉认为中国早期“情”范畴中包含有明显的“激情”（passion）成分，就显然属于误读。事实是传统中国人的“情”既无涉西方的迷狂说，也不同于东方日本抽掉了社会道德内容的“人情主义”，它不仅基于主体性情之真，还须恪守政教礼俗所要求的性情之正。但遗憾的是，能像刘若愚、宇文所安那样，顾及范畴所涵带的哲学文化内涵，附带参考文献作详尽注释的可谓非常少见。从这个意义上说，为提供足资彼此理解的准确诠释，任何片面理解和不当诠释不能被容忍。那种偏执西学话语，轻忽本位话语，乃至一味以所谓全球语境观来统御古文论的现代转换，认为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只有通过跨越比较才能实现，看似合理，实际上并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互鉴与交流，并终究使所谓互补、互证和互识沦为单向的屈就和盲目的附从。

    正基于这种忧虑，个人很同意学者提出的，传统再生的当务之急是亟需超越“刺激—反应”“影响—接受”或“比较—对立”的旧模式，实现真正平等的对话主义主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文化自性”，并催生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话语。今天看来，范畴意在定义实体与类别，因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与普遍联系，而成为勾勒学科轮廓的核心思想，其数量固然有限，但换一个角度，汉语中不缺可以说明事物实体类别并描述其本质差异的词语，特定条件下许多词语都可凝聚成名言，晋升为范畴，此即范畴族群的潜生性与增长性；而这些范畴理论指向和诠释界域极宽，同一范畴意义经常多指，且彼此渗透互摄的情况很常见，这又构成范畴意指的多样性与跨类性。对这两点，个人以前已有涉及。结合新出的研究，以后再注意范畴逻辑位阶的跃迁与下落，即范畴界域的模糊性与流动性，并将其与上述两者放在一起综合考察，则古文论的现代转换或话语活化庶几可以实现。

    此外就是为进一步突出古代文学批评的“汉语性”，判定其所用范畴的逻辑定位，必须结合汉语修辞，对古人的创设使用情况作更细致深入的研究。近年来，传统文学批评的修辞性特征渐渐引起学界关注，有学者尝试从修辞批评角度，具体地说是从文类批评与辞格研究两方面，对文论话语建构提出过意见。就前者言，与西人经常等视文类文体两者不同，传统文学批评视域中两者的关系其实并不清晰，许多时候须依不同语境作分别对待和论定。对此，从徐复观到颜昆阳都有论列，如后者指出形式逻辑上文体是文类内涵的概念限定，文类是文体外延的概念限定，二者相互依存。这提示了对文类的研究须顾及文体鉴别，进而对与此相关的范畴研究更须结合文体展开。就后者而言，因一般而论，文类可视作文学体裁，由其延展出的批评关乎话语属性的制度化，且基于形式类似，有明显的文法讲究特征，关连着敷文摛采这样的修辞造作，这又提示了辞格研究某种意义上是具有基础地位的。在文类与修辞颉颃中诞生的批评范畴，因此特别需要沉入汉语的基底，使之不致陷于空洞肤廓的境地。

    回到传统文论，自曹丕的文体自觉，中经陆机、李充、挚虞而及任昉、刘勰，而及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对文体的定义分类，乃或更晚近王兆芳《文体通释》和吴曾祺《文体刍言》的辨析统合，文体探究可谓源远流长。本着慎终追远的信念，古人凡事讲究于本原处间性情，故每尚尊体，并就此往来辩难，以至使古代文学批评带上了鲜明的文体论色彩，成为如郭绍虞所说的“文体论式的文学批评”。至于修辞，本来就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西人对文学的定义，除着眼于语言，就经常指向修辞，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就把文学看成是修辞行为或话语实践，称“最有用的就把‘文学’视为人们在不同时间出于不同理由赋予某些种类的作品的一个名称，这些作品则处于被米歇尔·福柯称之为‘话语实践’的整个领域之内”。汉文学修辞意味的浓郁在世界文学中可称显著，依照中国人的观念，从来看重文的语言基底与成色，并认同直言曰言，修辞曰文，由此将修辞放在突出位置，而修辞的实现又仰赖文法，故历代人每究心于此。以致钱钟书《谈艺录》认为“诗学亦须取资于修辞学”，《管锥编》更直言“修辞之学，亟宜拈示”。这一传统延续到清末民初，如来裕恂《汉文典》。以后汤振常《修辞学教科书》、唐钺《修辞格》、伦达如《国文修辞学》、胡怀琛《修辞学要略》、赵景深《修辞讲话》、宋文翰《国文修辞法》，以及陈介白、董鲁安、薛祥绥、曹冕、郑业建等人所撰《修辞学》，包括夏丏尊《文章作法》、叶圣陶《文章例话》等著作，虽受新思潮影响，不一定悉遵古法，但传统的讲究宛在。总之，过程中积累的无数论说都足证古文论思想与义理资源之可贵，洵为古文论范畴研究、尤其是长期受到忽视的形式论范畴亟待垦殖的新的土壤。

    十多年前，个人对古代文学批评范畴作过粗浅研究。或从性质上界定其构成与层级，或从功能上讨论其孤行与通用，再由主体论和形式论范畴而及范畴的潜体系特征，注意到了一些人常忽视的另类名言及其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意义，以为近于雅克·拉克所说的“滑动的所指”（glissement du signifie）。就当时而言，勉强可称有新意。但随着学术进展，裸出的问题让一些结论受到新的检视。有鉴于中国人从来崇尚“妙道无相，至理绝言”，许多深邃意旨不落实为名言，更未体现为范畴，但其与范畴彼此粘连并构成范畴的重要背景，个人觉得这些都需要人沉下心来，从垂直接受和水平接受两个维度，结合上述文体与修辞两端作出更具体深细的研究。要之，只有不失视，才能不失语；只有善加董理、提炼不失视、失语的真话语，传统文论才能脱化生新，光景常新。

    （本文为《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十五讲》增订本［即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记，见报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