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历史脉络的新解读

    ■郑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教授、唐氏早期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峰先生是国际著名的早期中国研究学者，有着中国、日本、美国多个学府和科研机构的学习、工作经历，视野广阔、著作丰富。学界熟知的《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和《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两部扛鼎之作开辟了西周史研究的新范式，影响广泛而深入。

    以精深的专业研究为学术基础，李峰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长期讲授“汉末以前的古代中国”课程，他因此亦致力于“出版一本能供那些高年级大学生、研究生以及非专业人士阅读的关于早期中国研究的入门书”（前言，第i页），探讨秦汉及以前的历史脉络。经过多年的积累，李峰先生有关早期中国的通史性专著Early China: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2013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又历经多次修改增订，这部书的简体中文版《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2022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

    一

    该书英文版中的Early China是西方汉学界常用的概念，指从史前直至两汉时期的中国历史。我们常用的“先秦秦汉”一词侧重从朝代沿革的时间性划分古史，而“早期中国”一词更强调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空间性。本书以此为名，在传统的朝代顺序之上，按照“早期农业社会”“早期复杂社会”“早期邑制国家”“领土国家”“早期帝国”五个时段进行划分，“以早期中国走向更大规模和更复杂组织的社会发展过程作为论述的主线，并探索支持这一社会发展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前言，第ii页）。重视社会发展的内在脉络，从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两方面切入讨论，是本书的主要特色。

    全书共十四章，按上述五个时段依次展开。第一章“绪论：早期中国及其自然与文化界定”讨论了早期中国的概念、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趋势，介绍了中国、日本、欧洲和北美各自早期中国研究的发展脉络，指出这一研究自发端伊始就是国际合作的产物，具有很强的国际性。

    第二章“中国复杂社会的发展”对应早期农业社会（前仰韶时期、仰韶时期）至早期复杂社会（龙山时期）两个时段，在论述中特别突出“地域”（geographical regions）在理解区域文化日渐复杂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作者将中国考古学者提出的“多区域”模式和“区系类型”理论与西方学者倡导的“多线性进化论”结合起来，介绍了复杂社会（Complex society）的概念以及从仰韶社会到龙山“古城”文化的发展过程和逐渐复杂化的社会组织形式。

    从第三章到第八章对应的是早期邑制国家，集中了李峰先生多年来的研究精华，是本书最为精彩的部分之一。在第三章“二里头与二里冈：早期国家的建立与扩张”中，作者指出，政体之间的竞争加剧了区域整合，形成了以王权、城市文明、大规模政治组织和强制性军事性为特点的二里头早期国家，这一早期国家与传世文献中的“夏”之间存在可能关系。到了二里冈文化时期，更为广阔的地域内发生了广泛的文化同质化现象，实现了巨大的地域文化整合，反映了商代国家在空间和文化上的政治扩张。第四章“安阳与远方：商和同时代的青铜文化”以安阳殷墟的晚商遗址和洹北商城的中商遗址为中心，勾勒了商代国家在华北地区构建的地缘政治网络；同时，通过对商人的青铜铸造业和同时期的青铜文化的比较，描绘了晚商时期的商文化区和外部青铜文化区之间的交流和联系。第五章“灼裂神秘之骨：商晚期的书写与社会”介绍了甲骨文和商人的占卜传统，指出晚商是一个以宗教为中心的、政治关系松散的霸权式“邑制国家”，依据商王和各地方族群首领之间的关系来构成，地理范围增减不定，没有永久的成员，亦无永久的敌人。

    西周史是李峰先生多年专注的研究领域，第六章“铸造下来的历史：西周国家及其青铜器”和第七章“创造典范：西周的官僚体系和社会制度”系统阐释了西周的王权和国家形态。作者指出，西周王权的建立依赖于渭河平原上的城市网络，而西周国家的形成则是一个渭河流域以外的带有强烈本地传统的各个地区植入周人精英文化元素的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发展，周文化传统和不同地方的传统相互融合，奠定了东周时期繁荣的地方文化的基础。就国家本质而言，作者强调，西周国家是以“代理原则”为基础，基于血缘纽带建构的“邑制国家”，诸侯既是周王行政权力在地方封国的代理者，也是周王宗族的成员。从空间上看，一群群的邑建构了西周的邑制国家，这个国家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地理板块，而是一个巨大且有层次的邑的网络。李峰先生将商王朝和西周王朝在统治模式、国家形态上的差异十分清晰地概括了出来，所倡导的“邑制国家”的概念已受到不少学者的认可，逐渐成为商周史研究的重要基础。

    李峰先生指出，西周邑制国家的基本形态、西周晚期的政治和社会体系，是春秋时期发生的社会转变的起点。在第八章“霸主与武士：春秋时代的社会转型”中，他特别强调县出现的重大意义。作为统一行政机构下的小面积的领土单元，县的出现是国家间战争和国内冲突导致的宗族结构消失的结果，是理解春秋时期社会制度变迁的关键。在第九章“领土国家的时代：战国时期的政治与制度”中，他从政治和制度建构的角度更为明晰地揭示了县在领土国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西周邑制国家是由周王权的力量编织在一起的层叠式的聚落群所构成的，到了战国时期，以县作为基本建筑模块构建形成了具有明确领土边界的新型领土国家。从春秋战国的长时段历史进程来看，向领土国家的转变，既是一个军事征服的过程，又是国家中心行政体制扩张带来的社会重组的结果。这一分析明了透彻，将诸侯列国从邑制国家向领土国家转变的内外进程清晰地呈现了出来。与领土国家的形成相适应的是哲学思想的兴衰。在第十章中，李峰先生梳理了备受西方汉学界长期关注的中国的早期哲学，尤其是春秋以来诸子学说中的主要流派。他特别提到，法家的学术对实现统一的社会秩序更为有效，法家学者可以说是领土国家的建造者。

    “早期帝国”时段对应的是秦汉统一王朝，作者在本书的第十一到十四章进行了细致讨论，这也是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李峰先生指出，所谓帝国，往往都有严格的社会政治组织、征服的历史、广袤的领土、集中的权力、统一的政令等，秦帝国是一个典范。汉帝国在周制、秦制之间反复平衡，经历了统一、分裂、重组、再统一的复杂过程，最终在汉武帝时代建立了较为稳定的皇权结构，维持了帝国的长期统治。在这一过程中，爵位制度、官僚体系、法律体系、经学思想和教育体系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二

    本书带领我们从社会发展的视角观察早期中国的历史脉络，呈现出从早期农业社会到秦汉一统帝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演变之全貌。可以说，本书中文版是目前国内不多的有关早期中国贯通式研究的重要作品，是古史研究者、学习者的必读参考书。该书最为明显的优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重视早期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和同质性，系统性强。国内目前可见的上古史著作，以断代史和专题史研究为主，贯通式的作品不多。就断代史而言，往往选择一或两个朝代，就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展开描述性的叙述，看似全面，但缺乏串联始终的脉络，碎片化较为严重。作为一部通贯上古的著作，本书十分重视中国早期文明发展脉络的连续性和同质性，以“农业社会——复杂社会——邑制国家——领土国家——帝国”这一前后相生的发展逻辑为基本脉络，重点着墨于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两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方面，省却了诸多芜杂的历史细节，将数千年的文明史高度浓缩后向读者清晰地展现了出来。

    长时段的历史书写，必须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体系。本书逻辑清晰，将各种材料统括于同一体系之中，系统性强。西周以前的历史，能够依赖的传世文献较少，作者的论述多基于考古材料展开，将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和成果贯通起来考量；东周秦汉时期的历史，在充分依靠传世典籍的基础上，与金文、简牍等出土文献相参照，并结合学界的最新成果展开。在分析、质疑的基础上，作者化繁为简，提炼总结了早期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发展模式和特质。

    其二，综合运用多元材料，吸纳多学科研究成果，关注学术前沿，视野宏阔。从早期农业社会发端到东汉灭亡，考古发掘资料、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等多元材料共同支撑了本书的写作。综览全书，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考古材料和出土文献，大量使用了器物类型学、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融汇古文字学和出土文献学的成果，传世文献总体上处于辅助地位。作者在写作过程中，还密切关注最新的考古成果和新近的研究动态，比如在讨论汉代的丧葬艺术和物质文化一节中，补充介绍了新发现的海昏侯墓的情况，在讨论西周的官僚体系和社会制度时，吸纳了《西周的灭亡》和《西周的政体》两部书的研究精华。

    欧美、日本学界有关早期中国研究的渊源、理论、方法等，国内研究者较缺乏系统的了解。作者的写作视野宏阔，对这些问题作了清晰扼要的介绍，国内读者读后颇有耳目一新之感。比如对疑古思潮在中外学术界的影响、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等问题的梳理，能够让读者从宽广的国际学术史视野中了解研究传统的形成背景。有关夏朝存在的真实性等问题，我们熟知的是国内学者与西方学者之间持续数十年的争论，但不了解其背后隐藏的北美学界的研究传统。作者指出，除了二者的学术理论存在差异外，还必须注意疑古运动对北美早期中国研究的持续影响，以及对北美学者基本学术态度的塑造，而这往往是国内学者未曾意想到的。

    其三，注重文明互鉴，立论严谨，具有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作者十分注重早期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域早期文明的比较互鉴，从多文明视角观察早期中国，这是目前国内学界普遍较为欠缺的。在本书“前言”中，作者明确提出，“我一直坚信理解中国历史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放在一个比较的框架中，把中国的历史作为人类共同经验的一部分来研究”。比较的视角在本书的很多章节中都有体现。比如在第二章的“早期书写”一节中，将良渚文化的系列符号放在世界文字的起源过程中观察，指出在真正的埃及文字和楔形文字出现以前，埃及和两河流域都经历了一个“注记系统”阶段，而中国的良渚文化时期也对应了这个阶段。

    早期中国的研究中，由于传世文献的不足，在综合运用多元材料时，一般需要有适度的推测。本书的一大长处是依据史料说话，立论严谨，不做过度的推论或主观的蠡测，但又能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现了作者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比如有关二里头与夏的关系，在无法证实或证伪的情况下，作者从逻辑上进行了分析，寻求共识，指出二里头是一个国家级别的社会，体现了由独立酋邦的前国家社会向国家的转变，“二里头与历史传说中称作‘夏’的早期国家的活动有关系这一可能性——尽管不能被证明——仍不能被排除”，从这个意义上能够更好地理解二里头与传世文献中第一个王朝国家“夏”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