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的因缘——季进的夏志清研究

    ■顾钧

    《文学的摆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2月版）收入了季进近年来的二十多篇学术札记，都与国际汉学以及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相关。从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的《沈从文传》到顾彬（Wolfgang Kubin）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从海外的“《解密》热”到贾平凹《高兴》的英译与传播，林林总总，精彩纷呈。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关于夏志清的几篇，被编入了第一辑，显然也是作者最为看重的。

    对于中国学界，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来说，夏志清的大名可谓无人不知，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更是必读的经典。但是真正和他有过交往的中国大陆学人就很有限了，在我认识的师友中，季进是唯一。

    2004年3月季进在纽约第一次拜访夏志清，并做了三个小时的访谈，此后联系不断。2013年夏先生去世后他协助夏师母整理编注了五卷本《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2021年出齐），现在又在继续做《夏志清夏济安学术年谱》。投入这么多时间和精力，除了研究对象的巨大价值，更是出于对宝贵机会的把握——一旦错过，便如覆水难收。

    与一般的研究者相比，季进更早更深入地走进了夏志清的生活空间和情感世界，也就能更全面地理解他的学术路径。论著不只是纸面的文字，而是整个生命的投注。就夏志清而言，学术生命的最大问题是转行。他1942年本科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1951年从耶鲁大学获得的也是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后来为什么研究中国文学呢？除了各种主客观原因，季进特别注意到，“陈世骧给予了无形而直接的助攻”（第15页）。陈氏早年毕业于北大英文系，1941年到哥伦比亚大学深造，1947年后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很快把该校的中国文学研究做得风生水起。1958年陈世骧赴台讲学，结识了在台大英文系任教的夏济安，陈世骧的成功与地位激发夏济安萌生了研究中国文学的想法，哥哥很快给弟弟提出了转行的建议：“以你的智力与taste与对西方文学的深切的了解，改弄中国文学，一定大有成就。”（1958年8月19日夏济安致夏志清）。夏志清博士毕业后先是帮助耶鲁教授饶大卫（David Rowe）做了两年项目，此后辗转几所大学以教授英美文学为生，但这些学校层次不高，很难在学术上有大的发展。哥哥所指明的陈世骧模式无疑是他完全可以效仿、甚至超越的。

    夏志清英文绝佳，英美文学功力深厚，乃众所周知。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作为最早的大部头著作，无疑是研究他思想脉络和学术渊源的重要路径，但遗憾的是一直无人问津。2019年季进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利用赴耶鲁讲学的机会探访了这篇题为George Crabbe: A Critical Study（《乔治·克雷布的批评性研究》）的大作：“我特地询问了图书馆馆员，似乎从来没有人来查阅过这篇论文。穿越六十八年的历史烟尘，重新触摸到这本博士论文，真是让人感慨系之。论文黑色精装，打开即是一页的提要，扉页上有论文题目和作者的中英文的名字，以及提交研究院申请博士学位的字样，提交时间写的正是1951年9月。目录之后就是正文，连同封面正好两百页。”（第59页）

    博士论文的重要性在于，夏志清后来研究中国文学的基本方法在这里已经展露无遗，根据季进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一以贯之的新批评的理论立场”和“广阔的世界文学的阐释语境”，这让他在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每有所论，必定建基于深入的文本解读与阐释，在与文本、语言、文字的心灵沟通中，在对结构、细节、意象的细致品味中，彰显文本自身的审美价值与文本传达的道德关怀。”（第73页）同时他常常以西方文学为参考来评价中国现代作家，鲁迅的讽刺艺术让他想到贺拉斯、本·琼生、赫胥黎，沈从文对现代人处境的关注则具有和华兹华斯、叶芝、福克纳的相似之处，而张爱玲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儿、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35页）。不难看出，夏志清是在扬其西方文学之长，将往日熟读的作家作品移植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在比较中加以品评，可谓顺理成章，驾轻就熟。

    《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出版后，捷克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usek）难以接受夏志清的诸多观点，特别是褒扬沈从文、张爱玲的同时对丁玲等左翼作家的严厉批评，在欧洲著名的汉学刊物《通报》上发表了长篇书评，夏志清随即写了反驳文章《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坚持自己的立场，强调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而无意成为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附庸。

    普夏之争早已为学界所知，似乎没有更多可谈了。季进却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普实克的书评，不是夏志清自己去找来读的，而是普实克与夏志清见面之后，普实克寄给夏志清的。”（第48页）1963年4月普实克赴美讲学，在加州伯克利时由夏济安接待，到了哥大则由夏志清陪同，与兄弟两人相处颇为融洽，学术上也有不少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普实克是汉学前辈，回国后又主动寄来书评，因此夏志清虽然对其中的犀利言辞非常不满，但在答复时还是相当克制，基本只针对实际的观点。季进的研究显示，普夏曾共同参加过费城的一次会议，但没有任何交流，真正的促膝谈心是在哥大。“历史不可假设，如果普实克是在见过夏氏兄弟之后再来写这篇书评，那又会如何着笔呢？”（第47页）这实在令人遐想。

    平心而论，普实克的书评确实过于严苛，夏志清当时毕竟是初出茅庐的晚辈。何况夏志清并没有一概否定左翼作家，他标举左翼阵营中的张天翼，认为他的短篇小说一出手就很成熟，甚至超过沈从文。另外，在他看来艺术成就仅次于张爱玲的女作家萧红也是左翼，只是当时由于材料所限无法及时读到《生死场》《呼兰河传》，而没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予萧红应有的位置。后来夏志清与季进的交谈中多次强调他对张天翼和萧红的推崇，不难看出当年普实克带有意气和意识形态色彩的酷评让他一直耿耿于怀。

    夏志清晚年有两个心愿，一是整理张爱玲给他的信件，身前已经完成，另外就是整理自己和哥哥的通信，由于年事已高，加上数量庞大（六百多封），未能如愿，这一工作再次幸运地落在了季进的肩上。2014年8月，王德威致信季进，希望他协助夏师母完成夏先生的遗愿，“夏氏兄弟原籍苏州，此事由苏州大学教授出面主理，似乎也是难得的因缘”（第7页）。确实如此。季进非常珍视这样的缘分，立刻放下手头的各种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很快于2015年初交出了第一卷的稿子，共121封信。

    全部书信集五卷本于2021年夏志清诞辰一百周年时隆重推出，季进特别策划在复旦大学举行了新书发布和学术研讨会，我有幸躬逢其盛，聆听了与会专家对季进工作的充分肯定，也分享了他大功告成的喜悦。夏氏书信内容丰富，从1947年岁末夏志清留美到1965年夏初夏济安去世，十八年当中兄弟俩鱼雁往返，论文学、品电影、议时政、谈感情，为我们留下了透视那一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极为珍贵的资料，也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美国汉学发展史、中美关系史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

    整理书信虽然辛苦，但收获是巨大的。随着对夏志清生活历程和心灵世界的一步步探寻，季进写出了一篇篇佳作，这些文章无论大小，总是带着温度和温情，带着对那一代漂泊海外但感时忧国的知识分子的理解和同情，和那些只把《中国现代小说史》作为参考文献的高冷论文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季进在“后记”中指出，文学的摆渡无处不在，当年夏志清远渡重洋，“以为只是不经意的时空地理上的一次摆渡，谁能想到后来大半辈子都只能借着文字不断摆渡回梦中的母国，借着文字的批评或赞誉，把学术和生活紧紧地纠合在一起”（第399页）。这其实不也可以借用来说明季进本人吗？二十年前如果不是因为难得的因缘，他也许不会摆渡到海外汉学这个领域，不会远渡重洋走进夏志清的书房，“由两间大房间打通而成，四面全是顶天立地的书架，地上、桌上、沙发上书籍也堆得满坑满谷”（第101页）。而一旦进入，他很快开辟出了新天地，文字激扬，创获不断。但我相信，不管摆渡到何处，夏志清一直会是他念兹在兹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