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仁山：白洋淀是个大舞台

    【作家访谈】

    ■本报记者 舒晋瑜

    熟悉作家关仁山创作长篇小说《白洋淀上》过程的朋友，半开玩笑地说，这是一部“有味道”的作品。既是指这部长篇小说文化韵味浓厚，也暗喻关仁山在创作中不分昼夜、衣不解带的忘情投入。小说以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背景，讲述了白洋淀王家寨王永泰老汉和家人朋友以不同方式投入新区建设的故事。

    《白洋淀上》是一部与时代同行的现实主义力作。作者从生活内部入手，以白洋淀王家寨几代村民为载体，百科全书式地呈现了白洋淀地区的风土人情，展现了风云际会、时代变迁的重大主题，塑造了新的文学典型形象和新时代文学地标。作品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书写，既具有文学价值，也具有社会学价值。

    中华读书报：《白洋淀上》洋洋三卷本，在写作之初就设定了这样宏大的框架吗？

    关仁山：作家创作，往往不选择题材就是被题材选择。最初想写这个题材，是2017年4月1日雄安新区成立，在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决定写一部长卷小说。当时并没有想到宏大的结构，是读了略萨的《中国套盒》才有了结构上的启发，我想用白洋淀的历史做大套盒，把今天的故事套进来。我写了几万字的提纲，勾勒了人物图。小说反复修改后，我还是将历史部分的“套盒”拆掉，尽可能在有限的篇幅中让尽量多的人物出场，让三卷的结构变成了现在的流动式的舞台。白洋淀就是个大舞台，王家寨是舞台中央的精神磁场，人物在舞台上轮番登场，演绎曲折的命运故事。长篇小说结构不仅反映在架构上，还考验我们对生活的认知、想象力和洞察力。

    中华读书报：这部书写新时代的宏篇巨著，因为故事生动、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鲜活，读起来十分引人入胜。

    关仁山：如何界定新时代，认知新时代？雄安新区的成立和乡村振兴都是重要事件，小说怎么艺术地表达这个特殊题材？作家应该如何深刻而广阔地再现当今社会生活的风貌，这是作家应该思考的问题。我想写一部时代生活的长卷，客观、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全貌，这让我兴奋，又让我觉得非常困难。离现实太近，怎么拉开距离，白洋淀人民火热沸腾的生活如何转化成文学的意象，这些都是问题。我要将这宏阔、沸腾的建设场景和富有烟火气息的百姓生活，上升为成熟的艺术想象。

    一切只能在深入生活中破解。我去雄安采风，在水村王家寨走村串户，生活中的各种人物走进了我的视野，鲜活的素材滚滚而来，故事铺展、精神交流，都有白洋淀的自然意趣和真情境。大清河、萍河等九条河从这里入淀，其中有许多传说，我似乎听到天空中九朵荷花祥云的美丽传说，忽然觉得打开了天窗。

    中华读书报：在阅读中能够深切感受到您对生活有敬畏之心，对白洋淀热土怀着无限的爱。

    关仁山：每个作家感受生活的方式不同，全景式反映当代生活，不能蹲在一个地方，必须纵横交织地全面体验生活，一切与人的命运相关的生活都很重要。就白洋淀而言，有些生活过去是熟悉的，但是在今天就会带来一种全新的感觉，特别是一些常识性的和科技上的东西，不能马虎，一枝一叶都要考察清楚。从广义上说，文学创作是一种对生活的概括和提炼，要把生活的感知改造成艺术形象，首先要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把握能力和表现能力。在现实生活的巨变中，人是最重要的，劳动人民的新生活是不断发展、是富有生命力的。

    中华读书报：确实，作品在如何塑造乡村新人、描绘乡村新气象上有所突破，既突出了主题出版的厚重，也展示了丰富的文学性。

    关仁山：雄安新区的建立，使白洋淀成为热点，它不再是封闭的世界。当我走进白洋淀的时候，新城市开始规划，乡村振兴也开始了。这五年里，我在白洋淀新区建设中，亲眼目睹了一座新兴城市的崛起，也见到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和事件。生活是多样的，人的命运是多样的，艺术表达方式也是多样的，创作必须贴着生活写、贴着人物写。《白洋淀上》里的人物乔麦、王永泰、赵国栋和杨义成等等，他们是有血有肉、有眉有眼的真人。他们有生动的性格。艺术的说服力建立在艺术的真实之上，任何图解的方法不可能产生艺术感染力，人物也不可能站起来。白洋淀人的神态、腔调、口头禅、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是通过文学细节活生生表达出来的。新时代的巨变必然影响世道人心，不写出人物的情感，就不可能打动读者的心。我努力写出属于这个时代的人的典型形象，写水乡生活的点点滴滴，使人物丰满起来。

    中华读书报：《白洋淀上》在写作上是有传承的，我们似乎可以从中找到《创业史》或《山乡巨变》的基调。自从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您就一头扎入了乡村，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写出最早触及中国乡镇企业改革的《大雪无乡》，随后完成的《九月还乡》写农民进城打工迷失了自己，后来又回归到土地寻找人生的价值。而《白洋淀上》则关注到了村民尤其是青年人回到农村，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创作四十年来，您一直没有离开过农村题材？

    关仁山：如果说我的农村小说有传承，那就是受到《创业史》《山乡巨变》《铁木前传》和《平凡的世界》等作品的影响，我对乡村、农民和土地非常迷恋。从冀东平原走到冀中，环境不一样了，别致的精致、丰富的层次以及现代感明显增强了。城乡统筹新区开发，当时代要求农民走向未来生活时，我们对过去的村庄、土地、水域持什么样的态度？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断？这是新时代痛苦而富有激情的命题，是理性与感性的碰撞。时代在变，对乡村的书写必然改变。我想，作家应该对一个领域或一方土地反复耕耘，才能对生活的土壤有一个深层次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我在寻找新时代的“梁生宝”。

    中华读书报：您不只是写雄安新区和乡村振兴，而是将白洋淀农民的个体生命放置于历史长河中观察和塑造。这就使作品具有了现实与历史的双重视角。您在写作中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关仁山：新区建设和乡村振兴，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角，这些问题都是创作中必须解决的难题。我一边亲历、体验，一边创作，新生活的走向会影响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和情节安排。创作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否定、刷新和演变的过程。乡土文学关联着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见证着社会生活的沧桑巨变，形成了独特的审美传统，要打破传统乡土文学的书写，以独有的眼光发现新的生命哲思，走出一条属于新时代的艺术创新之路。我们的文学必须与时代、人民走到一起才有生命力。

    文学反映现实生活是必然的。让我困惑的是，文学要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客观地反映现实生活？我困惑了好一阵子，继续走进白洋淀人民中间，与他们朝夕相处，乘船打鱼，谈话聊天。我看到，白洋淀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面临着挑战和转型，我们不能以摧毁和掏空乡愁为代价。城乡统筹背景下的乡村振兴开始了，城市生活是广阔而壮丽的，农村也在变化，其生活细节是耐人寻味的，没有虚无缥缈的行走，也没有独立生活之外的东西。就白洋淀来讲，如果生活是创作的源头，小说就是入淀的河流、河水在入淀口激起了美丽的浪花，我们从源头吸收巨大的营养，对所掌握的素材进行分析，汲取参悟，洞彻审视。

    中华读书报：《白洋淀上》出版前曾有过一次改稿会，我觉得这需要作家有很强的承受力，同时也要有一定的判断力，吸纳哪些意见或拒绝哪些观点也显示出作家的胸襟和见识。

    关仁山：好作品是改出来的，作家应该有接受批评的胸襟。专家的意见很好，有人提出人物线索过多，我接受建议删掉了一些人物。改稿是艰苦的，也是愉快的。当初选定这个题材，抱定了吃苦的精神准备，写完这部作品，我瘦了二十斤。最初小说名字叫《雄安雄安》，孟繁华老师建议干脆就叫《白洋淀上》。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借水牛的话，提到《荆轲传》以及这方土地侠义的根性。您如何看待地域性对作家的影响？

    关仁山：生活本身是由小的细节和情节组成的，但是最后往往会演绎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比如“荆轲刺秦”。白洋淀的古秋风台，是荆轲刺秦出发的地方，这方土地的根性是侠义，燕赵侠风就是这么来的。王家寨大乐书院是个好去处，王决心在那里拿到了古书《荆轲传》，后来被水牛借走了，水牛本来懦弱，后来见义勇为，变得非常勇敢。王决心天生有侠肝义胆，但是他缺少荆轲身上的精神魂魄，后来在蜕变成长中，王决心补上了这一课。他从渔民成长为央企工匠，有了崇高的信仰。除了侠义，这方土地的根性还有信义和德孝。这些文化的元素都体现在人物的言行里。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首先是源于我们自己的优秀文化。

    中华读书报：您的作品展现了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和扎实的生活积累，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您对农村、对农民怀着深厚的感情，所以才写出这么打动人心的优秀之作。您在创作反映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作品中，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

    关仁山：我曾说过一句话，“农民可以不关心文学，文学万万不能不关心农民的生存。”我是农民的儿子，要永生永世为农民写作。农民在土地上劳作，像是带着某种神秘的使命感，土地召唤着他们，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刻，他们也从没有失去希望和信心，我的创作也像农民的耕作一样。新时代乡村振兴刚刚开始，山乡巨变计划刚刚起步，作家有责任全身心投入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