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文化精髓 寻找源头活水

    ■谭晓龙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今正迎来传承发展的大好机遇，其重要的里程碑，就是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要概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由此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三次新的飞跃。从以往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到今天进而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同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意义极其重大。新征程昭示学术文化界迫切需要回答的时代课题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能够极不平凡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凭藉——传统文化精华与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相契合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当今要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应当如何总结出最具生命力的文化标识，提炼出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髓，从中寻找源头活水，以滋养和推进民族复兴大业？为此，人们企盼有理论素养、时代情怀的专家写出通俗易懂而又亲切有味的著作，帮助大众体会中华文化的光彩、智慧和魅力，提高思想境界，增强文化自信。当我读到陈其泰教授撰著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通向马克思主义》时，不禁眼前一亮，深感这正是适应当前时代需要，能够帮助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让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的佳作。

    本书指出，马克思主义先进学说并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如同列宁所讲的，它是继承全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的典范；而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同样是表达了历代人民大众的美好追求和理想，这些思想和学说虽然尚未达到欧洲19世纪先进学说的高度，但其发展方向是相同的，其中所包括的命题也往往是相同或相似的，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是同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相契合、相贯通的。本书提纲挈领的论述就是在二者之间建立起由此达彼的桥梁。

    作者从丰富的典籍中提炼出大量传统思想的精华，进行深入阐释，从而有说服力地证明：传统思想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阶级斗争学说和共产主义理想四个部分的诸多命题，实则互相贯通；正因为如此，20世纪初，中国的先进人物才能够顺利地、心悦诚服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出正确的方针、路线，从而指导革命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对此加以回顾、重温，能够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增强文化自信。

    作者站在当今时代高度，提炼出古代先贤学说的精华，确实做到美句入书册，睿思盈简篇。首先远溯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源头，早期的思想家就提出阴阳是天地之气，阴阳二气的运动造成自然界的变化，此后又形成“五行”构成百物的思想。至战国时期，荀子提出“明天地之分”的命题，在《天论》中明确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自然界的规律是独立于人类社会的。荀子还论述了人能“合群”即互相协作以战胜自然灾害的努力和“礼”的起源问题，以此说明人类社会的制度、秩序、礼节是从原始的蒙昧状态逐步发展形成的。与此相映照，《管子·牧民》认为社会的礼法制度和道德观念绝不能凭空产生，而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水平的基础之上，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西汉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继承了《荀子》《管子》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他通过忠实地考察社会变迁而认识到，人们要求满足衣、食、住等项物质需要的欲望是天然合理的故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俗之渐于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司马迁的唯物论思想在某些方面已接近了唯物主义学说。

    作者对反抗压迫精神和大同理想为何与马克思主义相贯通，同样从典籍中举出典型例证并作分析。如关于大同理想这一项，作者提出：阶级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对民众残酷压迫剥削的现实，促使进步思想家在勇于揭露和表达抗议的同时，一再产生解救民众于苦难，铲除压迫、实现大同的憧憬。最典型的就是《礼记·礼运》篇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长，……是谓大同。”而何休对《公羊传》的注文中，也有“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理想境界的描绘。至近代，由于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社会残破不堪。在这种背景下，当先进人物从唯物史观创始人的书中，读到经由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最后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度的学说时，自然欣喜地接受，并且满怀热情地投入斗争，希望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解救民众的苦难，最后达到人类彻底解放的理想社会。作者的论述对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取得节节胜利作了深刻的揭示，同时启发我们努力从传统文化吸取丰富智慧，为推进民族复兴伟业做出卓有成效的贡献。

    本书又一亮点是，深入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这一前沿性课题，论述其锻造和提升的三个阶段和中华文化基因的五大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作者首次提出了“锻造”的概念，其含义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不可能是在某一时刻陡然形成，也不可能是历经几千年而固定不变，书中提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经历了生成、锻造与提升的长期过程。大体而言，从黄帝时代萌发至夏、商时期，是萌生阶段；西周至战国时期，是产生和光彩显露阶段，其标志是先贤在《尚书》《周易》《论语》等典籍中总结出许多精警格言，成为影响深远的古训；秦汉以后至明代，是民族文化基因壮大、丰富和芳华盛放阶段，许多思想家为此做出重要贡献，同时在漫长时期中又经受了严峻考验、磨难，中华民族得以衰而复振；清初至20世纪，因社会趋势走向近代、救亡图强思潮涌起，民族文化基因得到淬砺、升华，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史记》气魄宏伟，记载详实，是贯通古今历史的巨著，也是囊括自先秦至西汉武帝时代民族智慧的总汇，作者以此作为发掘、总结民族文化基因如何锻造的凭借，无疑是找准了一座蕴藏最为丰富的矿藏。所运用的方法是，从先秦典籍中揭示出哲理深刻、影响广泛的警句、古训，而联系到秦楚之际和西汉时期历史人物的言论和作为。以这样的思维模式阐释文化基因由前面的源头到后面的继承、提升。团结统一是民族文化基因中关键的一环，书中的论述就很有启发意义。作者首先溯源到先秦时期，《诗经》中吟诵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尚书·尧典》中“协和万邦”的诰辞，《论语》中孔子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些古训表达的正是国家统一的愿景，而《春秋》《左传》《国语》等史书也以记载全中国为范围。《史记》出色地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大大向前推进。

    本书对其他中华民族文化特质，也都以典型的史实和恰当的评析，写出它们在先秦的源头和在汉代的发展。最后，作者加以总结：“弘扬传统、疏通知远，是中华文化持续发展壮大的根脉；革新创造，穷变通久，是中华文明演进的动力；加强统一、团结凝聚，是中华文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取得胜利的强大保证；热爱和平、反抗压迫，是中华文化的愿景和气概；包容共辉、和谐有序，是中华文化的胸怀和神韵。这五大文化基因在先秦时期已经产生，到了西汉盛世，经过司马迁以其全部智慧和生命加以继承、总结、淬砺，而大大提升，堪称在中华民族文明基因锻造史上放一异彩！”

    本书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通向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理论命题做了深入而浅出的论述，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像这样由专家精心撰写、与时代脉搏相感应、雅俗共赏的理论读物，定然为广大读者所欢迎，能为提高人民大众的精神境界、确立文化自信发挥有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