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叔河谈读书

    【枕边书系列之148】

    主持：宋庄

    您小时候读的是什么书？

    锺叔河：我从小读的就是铅字印在纸上再装订成三十二开的平装书，但在老家书房中，在长沙府后街和南阳街的书店里，入目触手者仍全是木刻线装本。避着父师自己偷看旧小说，从《施公案》《七侠五义》到《西游记》《三国演义》，有光纸上石印小字看成了近视眼的，也全是线装，随时可以卷起来塞入裤袋，装作听话的好学生。

    您如何看待卖书人和读书人的关系？

    锺叔河：读书人不能不买书，买书即不能不和卖书人打交道。读书人和卖书人的关系，由来久矣。

    最早的书市见于《三辅黄图》，王莽谦恭下士时，长安太学规模颇大，附近有个“槐市”，“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籍，笙磬乐器，相与买卖”，情形简直同美国大学校园里的street fair差不多。可见学生下海，古已有之，这也是王莽为了坐上金銮殿而着意营造的“文化繁荣”之一小小侧影。

    是纸的逐步改进和利用，才促成了书的普及和专业卖书人的出现。《后汉书》记载，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家贫无钱买书，偏能过目不忘，来到洛阳书市，专门只看不买，王充这位读书人也够精的了。洛阳卖书人的服务态度也真好，允许王充尽量揩油，如果没有他们行方便，《论衡》也许就写不成这样好。可惜范蔚宗没有记下一两位卖书人的姓名，不然奉之为书店业祖师，岂不比铁匠行崇奉太上老君合适得多吗？

    我想，卖书人以书为生计，自不能不以读书人为衣食父母（今称上帝，则比父母更尊矣）；而读书人若真以书为性命，亦当视卖书人如救苦救难观世音。联结二者的纽带就是书，只要彼此都喜欢书，看重书，熟悉书，自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共存共荣，融洽无间。只怕身在书界，而心不在焉，对于书和读书人一概漠然，即使没穿“烦着哪，别理我”的文化衫，脸上却明摆着那样一副神气，则虽焚香顶礼，亦不得灵验矣。

    您曾经在《因何读书》里总结了几条读书的原因，比如因寂寞而读书，因怀疑而读书……

    锺叔河：古人常常以读书排解寂寞。东坡云：“岁行尽矣，风雨凄然，纸窗竹屋，灯火青荧，时于此间，得少佳趣。”

    旧社会读中小学时读书不知选择（亦不许选择），什么“三纲者，君臣义”，被灌满了一脑子，后来才知全是废话。如不想带着个充满谬误的脑子进坟墓，还是找些真正讲科学讲道理的书看看才好，至少在死后可以做一个明白鬼。

    人的一生，读书的时间本就不多，又不幸在听废话念废话上浪费了好多光阴，像我这样，结果便是无知。而求知却是人的本能，不为名不为利，只是为了满足一点好奇心，也得找点书读读。一读，方知对有些事物自以为知的，其实所知甚少。

    老实说，读书是用心甚至伤心的事，带来的不一定都是快感，往往是伤感，甚至痛感。但人毕竟是人，不能光喝苦茶，吃苦瓜，有时也得噙一颗青果什么的，换换口味。所以散文随笔、杂志副刊，有时也要看一点，作为小憩。《中国国家地理》和《国家人文历史》两个刊物，因为有图文并茂的好文章，所以每期必看，直到如今。

    您特别喜欢逛古旧书店？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锺叔河：20世纪50年代末，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全长沙市只有黄兴南路一处古旧书店，而且线装刻本一年比一年少。但民国时期以至晚清的石印、铅印本还相当多，我所读的胡适和周作人的书，差不多全是从这里的架子上找得的，平均人民币二角到三角钱一本。我初到街道工厂拖板车时，月工资只有二十八元，一家数口，拿出两三角钱并不容易。后来学会了绘图做模型，收入逐步增加，两元四角钱十本的《四部丛刊》连史纸本《高太史大全集》才能买得。

    最值得一说的是“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初版”的饶述一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61年秋天，我在古旧书店架上发现了这本久闻其名的书时，却被旁边另一位顾客先伸手拿着。一时急中生智，也顾不得许多，便一把从他手中将书夺了过来。他勃然变色要和我理论，我和颜悦色对他曰：“莫急，莫急，我只拿这本书问一个小小的问题。”一面迅速走向柜台问店员：

    “你们收购旧书，不看证件的么？”

    “怎么不看，大人凭工作证，居民凭户口本，学生凭学生证。”（其实店堂里贴有告示，乃是明知故问。）

    “学生怎么能拿书来卖，还不是偷了自己家里的书。这本书便是我儿子偷出来卖的，我要收回。”

    “这不行。对店里有意见可以提，书不能带走，儿子只能由你们当父母的自己管。”

    “好罢，意见请你向店领导转达。这本书就按你们的标价，一块钱，由我买回去，算是没有教育儿子的报应好了。不过你们也确实不该收购小学生拿来卖的书，是吗？”

    店员原以为我要强行拿走书，作好了应战的准备；结果是我按标价买走这本书，店里无丝毫损失，自然毫无异议表示赞成，立刻收款开发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便属于我了。

    先伸手拿书的那位顾客站在一旁，居然未插一言（也许他本来无意购买，只是随便看看；也许他比我还穷，口袋里连一块钱也拿不出来），到这时便废然离去了。

    这件事我一直在友人中夸口，以为是自己买旧书的一次奇遇和“战绩”。

    您收存的古旧书有什么珍本吗？

    锺叔河：多年来陆续翻得的，有《梅欧阁诗录》，是张謇在南通开更俗剧场，建梅欧阁，请梅兰芳欧阳予倩前往演出的纪念诗集，线装白棉纸本，卷首有照片十九帧，非卖品，以一元五角购得。有《杜氏家祠落成纪念册》，是民国二十年杜月笙在浦东高桥修家祠举行盛大庆典时，由上海中国仿古印书局承印，赠给来宾作纪念的，线装上下二册，由杨度编辑（名义是“文书处主任”），章士钊为作后记（题作《杜祠观礼记》），有蒋中正、于右任等多人题词，价三元。还有一册“光绪十一年乙酉八月刊刻”的《杨忠愍公集》，我为张宜人“请代夫死”的奏疏感动，以为这是从另一角度对专制政治残酷黑暗的揭露，花二元四角钱买了下来。本亦只以普通旧书视之，但曾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单”，上列第十项“明代谏臣杨继盛遗书及后人题词”，正是这本。虽然那该是真迹，这只是刻本，但两百多年前的刻本，在今天也弥足珍贵了。

    我拣得的旧书都很便宜，但也有贵的，而且是越来越贵了。有一回在清水塘地摊上，见有《新湖南报反右斗争专刊》合订本一册，第一期便是蓝岗揭露唐荫荪、锺叔河“同人报右派集团”的材料，薄薄十几页索价高达五十元，几经讨价还价，才以二十五元得之。假如没有自己这三个字还有朱纯的两个字在上头，我还真的舍不得当这一回“二百五”呢！

    您进入出版界后做的第一件工作是“走向世界”丛书？

    锺叔河：我到出版系统来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推出“走向世界”丛书。出版社是朱正介绍我来的。我那时候常考虑中国的未来，基本问题是如何使中国走向世界。

    中国人走向世界，就是从远东走向远西，从东方走向西方。中国人从东方走向西方的起步，比欧洲人从西方走向东方至少晚了一千七百年，这就是双方在走向外部世界上的差距。那时杨绛和我老伴朱纯通过一些信，也对我谈到钱先生对“走向世界”丛书的关心，还有他热情为我的书《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作序是他“平生的唯一”的故事。

    能否谈谈您和钱先生的友情？

    锺叔河：钱锺书先生我原来并不认识，初见到他完全是由于《读书》杂志的董秀玉（后来的三联书店总经理），她在我1984年一月到北京去的时候带着我去的。我这个人很怕旅行，很怕坐车。那一次我又晕了车，无法聚精会神谈话，临走时连自己的地址都没有留给钱先生。钱先生写信给我，也是寄给董秀玉托她转寄的。信中对“走向世界”丛书还原译名的错误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

    随后我们就通起信来。钱先生在信中说，你写的导言很有意义，最好能在这个基础上写成一本书，我愿为作序。董秀玉他们也表示愿出这本书，沈昌文、秦人路几位还约我座谈过。后来《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按：2010年第四次重印改名《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虽然没有在三联出，但是钱先生的序一直印在卷首，这永远是我的光荣。钱先生的序文有三份手稿在我这里。别人或者会以为钱先生有很大的架子，完全不是这样，他很随便的。他写的序，他说有意见你可以改，我也确实在上面“改”了，“改”掉的是他对我的奖饰之词，他的文章当然不需要改。我“改”过的稿子，他又誊一遍。他自己也喜欢改，在一封写给我的信中幽默地说自己，“文改公之谥，所不敢辞”。哪怕是写一篇这样的小序，他也习惯了一改再改，硬要改到“毫发无遗憾”才行。这三份手稿，现在仍在我这里。

    关于纸质书是否消失的话题，多年前就有过探讨。您对书的未来怎么看？

    锺叔河：西谚云“欲知其未来，先明其原始”，所以无妨学学夏曾佑先生编历史教科书问“男女私通始于何时”，先来问问人们称之为图书的这种东西始于何时，如果仍援夏先生之例，也许可以答“河图洛书”吧。“河出图，洛出书，圣人（伏羲、大禹）则之”，以成八卦九畴，这是《书经》和《易经》中的话，比屈原问“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更为“经典”，但同样也如司马迁说的“缙绅先生难言之”，作不得数。

    其实人类自从野蛮开始进入文明，便有了交流、学习、传承的需要，也有了想象与祈求。三千年前殷人用锐器刻在甲骨上的，四千年前两河流域人用小圆棒划在湿黏土板上的，五千年前古埃及人用炭黑写在纸草（papyrus）上的，直至二万五千年前克罗马农人彩绘在法国和西班牙洞穴石壁上的（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彩图第七页），都是先人的创作，先人留下的信息，也就是真实存在过至今还存在（当然只能存在于博物馆和图册里）的“河图洛书”。

    我们的图书就是这样产生、发展、延续下来的，它们是文化的产物，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只要文化不灭，图书也就不会灭亡和消失的。

    当然，人在变，文化在变，图书的内容和形式也不可能不变。孔子读《易》，“韦编三绝”，串联简册的皮条翻断了三次，因为那时的书是写在一片片竹简上，再用皮条串联成册的，反复不断地翻读，皮条也禁不住。这比起今天用电脑，在阅读器上读书，书之重轻和读之难易，变化确实极其巨大。但是不是用阅读器读《易》就能比孔子读得更好呢，恐怕谁都不敢拍胸脯保证。

    未来的书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我真不知道，是不是都会缩到阅读器里头去呢，难说。我想，即使阅读器真能全面取代纸本，也不过和平装取代线装、纸本取代竹帛、竹帛取代甲骨一样，又来一次世代交替而已。模样再变，供人阅读的功能不会变，人们读它，还是在读书。

    老实说，我对此并不怎么关心。来日既已无多，架上的旧书且读不完，未来的书还读不读得了，读不读得懂，犹如太阳上的氢还能烧多久的问题一样，于我实在没有什么意义了。

    （编者注：本文由锺先生授权从其本人著作中摘录而成，并经其本人审阅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