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近代日本知识资源的共享

    ■章清 陈力卫

    由章清、陈力卫任主编，张明杰、陈捷、陈继东任副主编的《近代日本汉文文献丛刊》第一辑（28册31种）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丛刊》收集的汉文文献，侧重于影响日本近代化进程的西学著作、晚清中国知识人阅读体验中的日本汉籍，以及甲午战争后日本为中国翻译的“实用”类著作。这些文献的整理和出版有益于我们加深理解近代日本的走向和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细节，同时给翻译史以及概念史研究提供了众多的素材和基本资料。

    一

    《近代日本汉文文献丛刊》主要汇集的是近代日本士人用汉文撰写、译述的各类文献，试图发掘在以往研究中利用还不够充分的文献，以展现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另一面。两种文明的交流，往往凭借书刊这样的出版物，并且主要通过翻译的方式推进。中日之间的交流，在进入近代以后，仍能通过汉文撰写的文献展开，无疑是文化交流中颇为特殊的事例。重点在于，以汉文作为表达的载体，实际牵涉一系列问题，既需要了解日本人的汉文书写的历史脉络，也有必要解析此类文献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怎样的影响。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影响下，周围的朝鲜半岛、日本及越南都接受了汉字、汉语，用汉文写作成为士人的基本教养。日本早在8世纪就有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以及各地的《风土记》，皆用汉文写就。到了江户时代，随着朱子学在日本蓬勃兴起，加快了四书五经等儒学基本经典的学习步伐。进入18世纪以后，日本开始通过荷兰这一渠道摄取西洋文明，形成所谓“兰学”，也是以汉文形式进行翻译传播的。如今日视为医学的《解体新书》、本草学的《六物新志》以及物理学的《气海观澜》等，都是汉文体。

    到19世纪中叶，随着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又逢佩里舰队叩关，日本士人倍感危机，于是更为积极主动地收集有关西洋的情报。晚清用中文编写的各种西学新书和英华字典之类，也成为日本人加快了解西洋的一种便捷的手段，因以往的兰学或荷兰语不足以应付欧美传播的新知识。日本士人凭借深厚的汉文功底，能够通过直接阅读中国已出版的汉文西学新书来汲取西洋文明，其中不仅包括耶稣会士留下的《职方外纪》《坤舆图说》等历史、地理著作，还有新教传教士的《博物新编》《大美联邦志略》《万国公法》等介绍科学、政体、法律的著作，连同出自晚清士人之手的《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也都一并传入日本，被翻刻出版，受到士人的广泛重视。这一时期前后有三十年左右，从中国引进翻刻的书籍达百余种，涉及天文、地理、医学、化学以及政治体制等各个领域。通过这种系统地引进中文书刊和辞书的方式，日本也建立起一条经由中国汉文文献吸收西洋文明的管道。

    通过这一系列对汉文的吸收和创作，到明治维新以后，具有汉文素养的日本士人已颇具规模，特别是将西学资源用汉文加以表述：他们不仅从荷兰语、法语，还从德语、英语直接将西洋近代文明转译成汉文，既创造了一批新词来对应新概念，又使汉文著作成为新知识的载体，实现在东亚的流通。

    二

    在近代东亚知识阶层，通过汉文相互交流，是一种常态。而日本则成为晚清汲取新知的重要管道。对于处在近代转型期的中国士人来说，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的日本人用汉文翻译的西学书籍、用汉文传播的近代知识，也成为了解世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知识资源”。

    “日本能决然舍去数千年之衣冠以从西衣冠，我国不能舍去二百年之衣冠以从西人，度量相越，岂不远哉！”宋恕1895年这番话，可以为晚清士人强烈感受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增添一注解。冲击主要来自日本。正是中日两国步入“近代”不同的遭际，使日本成为晚清最为重视的“镜像”。有了“亚洲”意识的晚清士人，也有“借镜于人国，自同洲之国始”的看法，甚至传递出这样的认识：“观于日本，吾国人可以兴也。”今之研究者，对于来自日本的影响，也寄予了极大的关注。不仅注重展现数量众多的留日学生扮演的重要角色，还从多个维度揭示日本影响之广：有的着眼于中译日本书籍揭示其中的变化；有的聚焦于语言层面探讨“和制汉语”的影响；梁启超等人的“东学背景”，则构成揭示日本如何影响于晚清的重要案例。凡此种种，皆表明日本这一渠道对于晚清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如明治十二年（1879）出版的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不仅在日本被广泛阅读，而且在中国以多个版本流通，颇为畅销。黄遵宪在与冈千仞笔谈时，述及《万国史记》就表示：“吾土自《瀛环志略》之外，述西事者甚少，故喜而刻之。”其所撰写的《评〈万国史记序〉》还阐明：“以汉文作欧米史者，编辑宏富，终以此书为嚆矢。”冈千仞的《米利坚志》《法兰西志》也流传到中国，各地均有不少翻刻版本，梁启超1896年出版的《西学书目表》，就辑录了《万国史记》与《米利坚志》。中 江 兆 民 汉 译 的 卢 梭（Jean-Jacques Rousseau）《民约译解》（1882），也成为近代中国受到广泛重视的读物之一，为宣传西方近代思想起到了积极作用。这种日本汉文版书籍，只要除去日文训点就可直接翻刻，成为引进知识的一种短平快方式。

    “东学”这一名称的出现，即是富于意味的，表明晚清“采西学”已发生方向性的转变。晚清出版的汇编新知，旨在提示“西学门径”的各类文本，也展示出其中的变化。最初出版的资料，来自日本的论著还较为稀少，之后出版的资料，就有了“东学”之名，西学书也转变为东西学书，显示19、20世紀之交，日本渐成中国摄取新知更为重要的国度。1899年徐维则辑成的《东西学书录》，就谈到译日本书之重要性：“日本讲求西学，年精一年，聘其通中西文明专门学者，翻译诸书，厥资较廉，各省书局盍创行之。”尤其突出的是，晚清在新式教育酝酿、规划之际，日本也发挥了重要影响，各科所用教科书，不少即来自日本。

    三

    近代日本留下的汉文著述，多是在东西文化碰撞交流的时代下的产物，不仅有广受关注的史地、政法、哲学著作，亦有不少日人撰写的游记类作品，成为了解中日间文化、知识、术语、观念相互影响的珍贵史料。换言之，这既是把握日本“现代性”成长的资源，也可据此了解近代中国在“转型时代”对于新知的采集，由“西学”到“东学”“新学”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又有哪些影响。

    首先，从人物交流与思想史的角度看，通过收集和整理产生于近代的这类资料，既能从中找到当时清国公使馆员黄遵宪未曾收录于《全集》的文章，还能发现章太炎未被收录的序跋。这意味着通过整理这些在日本产生的汉文文献，可以辑录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新资料。

    从翻译史的角度来看，近代知识的发生，当然要通过翻译。对东亚各国来说，译成汉文无疑更便于流通。这批日本人翻译的汉籍，有译自西文的，译自日文的也逐年增多。相应的，这些译著自然构成翻译史研究的重要资源。弄清楚这一时期开展的翻译活动，以及各种文本流传的范围，不仅可以为了解日本的近代化过程找到具体的证据，也可以更好把握近代中国士人如何通过日本获得汲取新知的捷径，使各学科知识的介绍及新式教育的推进，有了重要参照。

    从词汇及概念史的角度看，汉文资料成为最直接的传播媒介，也奠定了检讨相关问题的基础。20世纪以后，西方概念与东亚的“接轨”是通过语词的翻译实现的，在译书活动中创出大量“新名词”与“新概念”。故此，通过对这类材料的研究，既能看到日本人创造和改造新词的努力，也可把握经由日本间接地吸收了哪些西方知识，以及由此导致的新词向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扩散、定型的问题。这是研究概念史值得充分利用的资料群。

    基于上述种种情况，整理出版日本近代汉籍文献也成为当务之急。这方面的著作汗牛充栋，难以全面展开，因此，我们重点选择了19世纪以后百年间具有代表性的日本近代汉文著作及刊物。本集主要以史地为主，今后还将陆续推出政法、哲学、文学和游记以及科技教育类文献资料，供大家参考、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