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胄艺术启蒙路上的三位恩师

    黄胄，1925年出生于河北蠡县，原姓梁，名淦堂，字映斋，由于少年时在体育比赛中获得过一面写有“炎黄之胄”的锦旗，身处战乱年代的他为表达爱国之心，便取其中“黄”“胄”二字为笔名，之后一直沿用。

    黄胄八岁之前一直生活在蠡县，祖父是乡里戏班的会头，因此自幼喜欢听戏看戏，画戏剧中的人物。八岁后，黄胄跟随母亲去山西临汾与父亲团聚。父亲粗识一点文墨，收藏有一些不知名的字画，黄胄的绘画兴趣开始大增，每天都天马行空地信笔而涂，画满了自己的书本。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11月，日本攻占太原，黄胄随母亲一路颠沛过了黄河，逃难到西安落脚，在扶轮小学读书。此时，街头张贴的抗战宣传画又成为他经常临摹的范本。

    后来，日本人打到了潼关，黄胄一家人继续西行，逃难到宝鸡蔡家坡。一家人住在狭小的三间土坯房中，依靠大姐夫的救济生活。这时候，他在报纸上看到赵望云的农村写生和鲁迅介绍的珂勒惠支的版画而深受感染，开始临摹这些作品。黄胄经常到处去画写生，并立志要做一名画家。在经历连年的逃难后，黄胄的家境更加穷困拮据。黄胄十五岁时，父亲撒手离世，家中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无以为继。为了谋生，黄胄仅仅读了一年半初中，便被迫辍学经人介绍去千阳一所中学任图画老师，同时兼职教授音乐，靠一点微薄的薪水糊口。课余时间，他经常在房间里临摹唐伯虎、赵望云、徐悲鸿等人的作品，去当地的小酒馆、小茶馆画速写。他的画得到了当地许多人的好评，这给了他极大的鼓励，更加坚定了他的画家梦想。

    1942年，为了逃避家人让去纱厂做电工的安排，经过一夜的辗转难眠、痛苦思量后，黄胄悄悄离家出走，只身来到西安，为了实现画家的梦想，开始了一段漂泊无依的生活。他白天打零工糊口，晚上就露宿在公园里，在坚持画速写之外，也找机会给别人画些广告，挣一点生活费用。

    此前，黄胄的绘画基础来源比较驳杂，并无系统的学习，出走西安后，开始有目的地学习赵望云的画风，强调人景协调、情景交融，在整体构图、具体描绘、造型与笔墨方面都非常接近赵望云30年代早中期的写生风格。不久，由于先后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三位老师，他的命运出现了转机。

    艺术启蒙人韩乐然

    韩乐然，朝鲜族人，中国第一位朝鲜族的中共党员，也是中国美术界第一位中共党员，曾赴法国学习绘画，回国后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是一位杰出的画家、政治活动家，研究敦煌、新疆石窟的学者。虽然在世仅五十年，他却走遍了中华大地，跨越欧亚大陆，有着丰厚的人生阅历和艺术修养以及崇高的革命精神。

    1940年，韩乐然途经宝鸡时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入狱。1943年出狱后，他准备在八百里秦川徒步考察写生，但需要找一个助手为他背画具，做些杂事。经画家马德鑫介绍，十七岁的黄胄跟随了韩乐然，黄胄想：“这样一来可以满足我向名家学画的愿望，二来能解决吃住的问题。”看了黄胄的几幅习作，韩乐然很满意，了解到他的生活状况后，第二天便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并开始给他讲授绘画知识和进步思想。七八月份时，他们从宝鸡出发，一直走到华山。韩乐然画油画写生，黄胄在旁边用铅笔画风景速写，写生持续了一个多月时间。此后，受韩乐然的资助，黄胄考上西北中学。上了一段高中后，黄胄因经济原因再度辍学。韩乐然迫于时局的压力，不能长期待在陕西，打算带着黄胄一同前往新疆写生，然而黄胄对油画不感兴趣，并且在遇到韩乐然之前，已通过一位老乡的介绍认识了赵望云，一直在等候去甘肃的赵望云回陕。韩乐然遂独自离陕西行。1947年7月30日，韩乐然在乌鲁木齐飞往兰州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跟随韩乐然的这段旅行写生虽然时间不长，也没有名义上的师生关系，但人生阅历和艺术经验都非常丰富的韩乐然实质上成为黄胄的艺术启蒙老师，在他这里，黄胄第一次得到了专业而系统的绘画训练和进步的艺术思想熏陶。据黄胄回忆，从韩乐然学习所得，一方面是艺术自身的内容，从“素描的步骤，敷色的要领，形体结构的观察方法，绘画的布局和章法等绘画常识”到“文艺复兴时的盛况和一些画家、雕塑家的生平”等美术史知识，不一而足，韩乐然还启发他“多画，笔下就自然见功夫了”，韩乐然良好的写实能力帮他提升了造型能力和速写技艺；另一方面则是更为广阔的思想，既有韩乐然自己现身说法的人生经历和生活体验，教导他要做一个自食其力、自强独立的人，并引导他阅读鲁迅、高尔基、托尔斯泰等进步文学家的著作，以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共产党宣传材料。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他爱国爱民的精神，给了他艺术方向上的引导和启发。

    亦师亦父赵望云

    赵望云，1906年生于河北束鹿（今辛集市），先后在京华美专和国立北京艺专学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由此而来的“艺术为民众服务”的时代风气影响下，他决心用中国画的方法表现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成为中国画坛“为人生而艺术”最杰出的代表。1933年，《大公报》开始邀请赵望云担任旅行写生记者，以绘画的方式对社会现实生活予以真实报道，在《大公报》上连载。这些画作后来又以《赵望云农村写生集》为名结集出版，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34年至1936年，赵望云在山东、江苏、浙江、河南、河北等地农村写生，作品反映了饱经战乱摧残的农民的贫苦生活，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由此获得了“贫民画家”称号。1935年，“布衣将军”冯玉祥又主动邀请赵望云，以他的诗配赵望云的画再次出版写生集，赵望云的声名更是因之而鹊起。抗战期间，赵望云和老舍在武汉创办《抗战画刊》，后深入西南、西北各地旅行写生。1942年，赵望云到河西走廊武威、张掖及祁连山旅行写生，这次西北之旅让赵望云的生活和艺术视野转移向了西北，他开始定居西安。

    经同乡田亚民引见，黄胄得以拜见赵望云。看了黄胄在宝鸡千阳和西安画的速写，赵望云大加赞赏，并愉快地接纳了他。过后，他兴奋地对别人说：“今天遇到了一个小孩子画得非常好。我从不收学生，但是今天我收了他做学生。”

    1943年春节前夕，赵望云结束了第二次西北写生活动返回西安，黄胄正式拜入赵望云门下，成为赵望云的弟子。

    赵望云家的生活虽然过得清苦，但他对待学生们如同自己的子女，从不厚此薄彼。当时物价飞涨，赵望云依靠卖画维持家计，极其拮据也极为辛苦，但仍然设身处地地为学生们着想，奔波操劳，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生活和学习条件。黄胄更是深受老师喜爱和信赖，赵望云总是把一般事务交给他办，外出也喜欢带上他，并让他一个人住一间屋子。黄胄天性洒脱调皮，画起画来把满屋子撒得都是墨点，被子和衣服也经常不收拾。赵望云的夫人偶尔也会抱怨，希望赵望云对自己的孩子也能够多一些关心。赵望云说：“孩子、学生都是国家的人，都应当多关心。说我偏向黄胄，我就是喜欢冒尖的，谁冒尖我就喜欢谁。”

    在画画上，赵望云则一改生活中的宽容与温和，对学生们要求很高很严。赵望云要求学生们从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形成自己的技法和艺术风格。虽然是传统的拜师授艺的模式，但他却对学生画什么、怎么画，从不强求，并让他们不要墨守成规亦步亦趋地学习自己。赵望云认为：“老师只引导学生进入艺术领域就行了，好比教走路，会走就行，不是带他走路。”

    黄胄虽然性格顽皮，但学习非常刻苦，在每天的事务之余，他都会利用时间下苦功夫去画画。老师让他白天在街上画速写，晚上回家后，他还要用毛笔把这些素材重新画一遍。他用功之勤奋、作品数量之多让师弟们常常自愧不如，佩服不已。这种自小而成的勤奋和“快手”，让他多年以后在画坛上得到了一个著名的外号——“纸老虎”。李可染也对黄胄的勤奋非常佩服，常给子女和学生们讲，黄胄一年画画要用掉近三十刀宣纸！

    黄胄后来为了谋生，曾去河南的报社工作，编辑《雍华》杂志，随赵望云远赴青海、新疆写生。直至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黄胄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自此离开居住了五年之久的赵望云家。

    赵望云是黄胄最为重要的一位老师，对他的艺术以及人生都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他们不但是河北老乡，更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出身平民家庭，早年丧父，家道中落，少年失学，四处逃难，生活困顿，这些几近相同的生活经历让赵望云和黄胄共有一种平民情结，在生活和艺术上都找到了共鸣。黄胄与赵望云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比黄胄和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还要久。赵望云接纳了他，改变了他漂泊无依的生活状态，给了他父爱般的温暖和慰藉，在他艺术思想的塑造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是他走向“大师之路”的最为重要的导师。

    黄胄的画，无论人物画还是动物画，其基本方法和笔墨感觉均脱胎于赵望云。尤其是作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画，无论表现手法还是绘画风格都有着明显的赵望云的痕迹。以速写入画、复笔等手法最初也来自赵望云。1941年后，赵望云开始对传统笔墨产生了浓厚兴趣，而此时黄胄正在其侧，这也给了他后来“补课传统”的启示。追随赵望云，让黄胄从未离开底层民众的生活，并将艺术家的使命与民族、国家、社会、普罗大众的命运紧密相连。

    忘年之交司徒乔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经赵望云介绍，黄胄步行二十多天到河南《民报》社工作。一路上哀鸿遍野，难民络绎不绝。

    在《民报》社，黄胄结识了司徒乔。司徒乔，广东开平人，1902年出生，擅长油画、素描，曾赴法留学，一生追随鲁迅的思想，是20世纪最早以画笔描绘劳苦群众，反映现实生活的画家之一。

    1945年年底，司徒乔代表美国救济总署来到黄泛区做调查和搜集创作素材，在一家画店偶然看到黄胄画的一匹马，他大加赞赏，辗转找到了黄胄，二人随即成为忘年之交。

    1946年3月，司徒乔邀请黄胄一起去黄泛区写生。同年8月，第二次前往黄泛区写生。黄胄在黄泛区目睹了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人间惨象，内心受到极大冲击，先后画了500多幅写生，并以木刻、速写、漫画、水墨画等不同形式进行创作。这些画作犹如一幅幅动态的民生图，经国内进步报社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广泛社会关注和强烈反响。

    黄胄的黄泛区写生作品保留了最真切具体的现场感受，一改以前画面中的谨慎内敛，将悲伤、沉重甚至愤慨的情绪诉诸笔端，用笔变得率性自如，奔放有力，尤其在速写中表现出准确的造型、流畅的线条、传神的动态。构图讲究，人物众多而安排有序，情景复杂而摆布合理。在写生中融入了创作意识，突出了表现对象和思想情感。这种悲天悯人、爱憎分明的情感产生了动人心魄的审美力量，真实直观地记录了他眼中百姓的艰辛和苦难，揭露了当权者的丑恶和腐败，成为一部图像史诗，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黄泛区写生，使黄胄的绘画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他逐步弱化环境，将人物作为主体的描绘对象，突出了自己的主观情感和态度。尽管还带有赵望云、珂勒惠支等人的表现痕迹，但已经颇显成熟。以毛笔把握笔线，以简洁概括而迅速的方式把握人物面貌、动态、场面的能力，展现出他面对生活的激情、敏锐而深入地观察和驾驭写生的强大能力以及超越年龄的过人的艺术天赋。将一场历史性的灾难作为绘画的对象和主题进行表现，对中国传统人物画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一次重大的突破。

    黄泛区写生是黄胄艺术历程中的第一个创作高潮，对于理解他的早期思想、艺术乃至20世纪前期人物画都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随着历史的延伸，这批作品中所呈现的历史的担当、人性的悲悯和毫不虚饰的个人情感，使得它们依然成为黄胄重要的作品。

    尽管与司徒乔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八个多月，但司徒乔将画家的人道主义使命与挣扎于生死线上的悲苦时代紧密地结合起来，始终坚守以个人的良知去表现自己所追求的时代艺术的品格，对黄胄影响极深，使他更加靠近现实主义。

    在黄胄初涉画坛之际，幸遇韩乐然、赵望云、司徒乔三位老师，对黄胄早期的艺术生涯和艺术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并一直延续到他形成稳定画风。这三位艺术家出身不同，道路各异，艺术风格亦不相同，但是在民族危难之际，都表现出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和强烈的正义感，对劳苦大众充满同情；在艺术上都重视写生，提倡反映现实生活，也是最早涉足大西北旅行写生的先驱。

    韩乐然、赵望云和司徒乔几乎是同龄人，尽管都在一定阶段或多或少接受过正规的学院艺术教育，但更多地却是在现实和实践中自我探索，在深入的旅行写生中不断重塑自己的思想观念，不懈地改造自己的艺术语言。韩乐然帮助黄胄提高了速写技巧；赵望云将黄胄引上了一条“艺术走向十字街头”的道路；司徒乔则使黄胄更加靠近现实主义。黄胄的艺术正是对他们艺术道路的继承与发展，他日后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对民族命运的关心，对发展美术事业的奉献精神，“必攻不守”的创新、进取精神，无不与这三位先生的影响息息相关。

    （ 本文摘 自《长安画派黄胄卷》，邢庆仁主编，白瑜、姜晓文编著，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38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