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伯赠我刮胡刀

    自从1946年我在上海离开七伯、七妈，有九年没有见到他俩了，思念之情虽殷，但却无缘谋面。

    要知道，那时候到首都北京，看一看天安门，逛一逛王府井，那可是全中国人民的衷心向往和美好憧憬。不过，由于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就像改革开放前走出国门一样，大多数人都可望而不可即。1955年9月，领导上派我去北京完成一项紧急任务，而且因为时间紧迫，特地批准我搭乘飞机前往。这在我们单位可是破天荒的，就连我们的一把手那时也没有坐过飞机。

    民航都是小飞机，机舱里只有两排面对面的座位，能够坐上一二十人，从重庆唯一的白市驿小机场起飞。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坐飞机的滋味，虽然飞越秦岭时颠簸得厉害，胃里不好受，但从舷窗能看到窗外的蓝天白云、山峦湖泊，仍让我颇觉兴奋。

    有趣的是，飞机在北京机场降落后，我意外地享受了一回“贵宾”礼遇。这天正逢节日前夕，乘坐飞机的大多是重要人物，有些人估计是赴京参加国庆活动的。我哪想到这些，舱门打开后，我第一个走出舱口，站在最前面迎候的那个人，满面春风地向我伸出手来。我当时一愣，但马上反应过来，一边同他握手，一边想他应该不是来接我的，但又很面熟。忽然想起，这不就是我素来敬仰的文学泰斗郭沫若先生吗？ 我拜读过他的《革命春秋》《女神》等多篇名著，印象很深。这时，负责礼宾的同志上前介绍我身后贵宾，这件事也就将错就错地过去了，成为我后来津津乐道的一次美好的误会。

    到京后第二天，我去总后机关报到。把有关材料交给有关部门后，就迫不及待地去西花厅看望七伯、七妈。我急着见七伯、七妈，他俩也期待着同我这个多年未见的侄儿重逢。由于这次出差是临时决定，来不及事先写信告知他俩。但七伯的消息何等灵通，我刚在总后开完会，就有人让我接国务院打来的电话，原来是卫士长成元功通知我，七伯、七妈知道我到了北京，让我和在军现在就去西花厅，他俩等着见我们。

    果然，当我俩匆忙赶到时，七伯、七妈已迎上前来。这是九年后我又一次看到七伯那英俊潇洒、充满魅力又亲切慈祥的笑容。他凝神端详了我一会儿，高兴地说：“尔均，有九年没有见面了吧！”又转身对七妈说：“你看，这些年没见，这孩子已经认不出了，我们家出了个年轻军官，这是好事啊！”七妈也笑着说：“尔均、在军，快过来坐下，让我和七伯好好看看。”我俩连声回应：“谢谢七伯、七妈！”我参军以来，还没有回过家，这是第一次见到最亲最亲也最尊敬的长辈，心情万分激动。

    说实在的，我这时的心情也有点复杂，既兴奋，又紧张。和在军不同，她已经多次来西花厅见过七伯、七妈，又是从事文艺工作的，见的事多，在这种场合下当然很自在、很活跃。我的情况不一样，九年前见七伯、七妈时还是少年，在长辈面前天真无邪，无知无畏，言谈举止比较随意。这回不同了，经过几年军营生活的锻炼，深刻体会到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和应有的规矩。我是一名军队基层干部，伯伯却是国家领导人，是我上级的上级。坦率地讲，由于所处地位的重大差别，我在满怀亲情和仰慕的同时又充满敬畏之心，变得很拘谨。这种拘谨让我闹了个笑话，吃饭时太紧张，不小心把嘴唇咬破了。这件小事居然被细心的七伯发现：“尔均，你嘴里怎么流血了？ 可不要大意啊。”嘱咐卫士快把医生请来。医生很认真，挑破我唇上的血泡，又涂上碘酒消毒，直到止住了血，七伯、七妈才放下心来。七伯还不忘特别叮嘱我：“你们年轻，要加强生活中的自理能力，小事也要注意。”疼爱之心溢于言表。

    阔别多年刚见面，我就在七伯、七妈面前出了洋相，很过意不去，但内心里却很温暖。

    吃饭后开始交谈，我紧张的心情也慢慢放松。

    七妈问我：“你入党时，我要求你争取按期转为正式党员，现在转正了没有啊？”没想到七妈还惦记着这件事。没有辜负七伯、七妈的期望，按时转正为正式党员，已经快一年了。我如实报告了情况，七妈很满意。七伯注意地瞧了瞧我的嘴巴，我以为又流血了，下意识地摸了一下。七伯却说：“上一次见面，你还没有胡子，我看你现在也长胡子了。今天我和七妈送你一样东西。”他走进房间，拿出一个精致的金属小盒，外表光洁，亮闪闪的。七伯递给我说：“这是我用过的刮胡刀，很好用。今天把它送给你，记得要刮胡子。”原来，这是把吉列牌（俗称老头牌）刮胡刀，盒里衬有红色丝绒，还有个固定刀架，存放有六七个刀片，从刀架容量看七伯已经用了两三片。我正为长了胡子犯愁，七伯的珍贵礼物就像是及时雨，正合我意。

    谢过七伯，我在欢喜的同时，也暗暗打量七伯的双鬓和两腮。早年听父母说过，七伯的眉毛和胡子都很浓重，在上海避难期间，为了防止被特务认出，曾经留过胡子。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时，就是蓄着长须冒充牧师出行的。多年后，听张宗逊和张震等老同志说，他们在中央苏区初见周副主席时，他都是留着一把大胡子，人们尊敬地称他“胡公”。七伯的大胡子是什么时候剃掉的呢？ 七伯秘书何谦告诉我，1937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委派七伯代表党中央去西安处理事变的一切事宜，他在会见张学良、杨虎城之前，礼貌起见，找把剪刀将一把美髯给剪掉了，此后就再也没留过胡子。

    七伯的胡子和刮胡子的故事，在他投身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时期，发挥过独特的作用，也可谓一段传奇。

    至于七伯送我这把刮胡刀的来历，我问过当时一直在伯伯身边的卫士长成元功。他回忆说，1954年参加日内瓦会议时，曾托大使馆买过一个老头牌刮胡刀，但七伯觉得不太适用，又退回给使馆。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十分钦佩周总理的过人风采，会后不久，英国工党专派代表团访问中国。英国人知道七伯胡子的特色，特地准备了一把比较讲究的刮胡刀作为礼物送给中国的总理。从时间上推算，七伯送我的刮胡刀应该就是这个。

    回想这件事，七伯、七妈不仅是在生活上对我细心照拂，关怀体贴，同时，也很注意教育我重视仪容仪表、礼节修养。记得他递给我这件珍贵礼品的时候，特意看了看我和在军的着装。当时全军授衔工作刚刚评完，还没来得及换装，这次见七伯、七妈，我俩的穿着还是缀有建国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胸徽和“八一”帽徽的军服。我们平时都比较注意整洁，七伯看后点了点头，说：“不错。”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军人要特别注意自身形象，平时穿便衣也要整洁得体。”

    中央电视台原副台长于广华告诉在军，1962年在人民大会堂拍摄宴请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那时，他刚分到台里，对这方面的规矩完全不懂，着装上很不讲究。总理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说：“今天你不能进宴会厅。我不要求你们穿得多高级，我只求整齐、干净。”于广华说，总理的这次批评，让他终生难忘，一次批评管了几十年。

    在我所见过的老一代国家领导人中，七伯是最注重仪容仪表的。他在同我俩谈话时，曾经提起他青少年时期在南开中学读书时每天常见的《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讲究仪容归讲究，在生活中，七伯又是俭朴的楷模。这两点在七伯身上毫不违和，反而相辅相成。那天一起吃饭时，因天热他脱下外衣，我们看见，他的衬衫袖口缀了补丁，领子是换过的，但看上去干干净净，平整如新。卫士告诉我俩，七伯的胡子长得快，他每天必刮，一丝不苟。每次接待外宾前他都要刮胡子，有时一天见三拨外宾，他就刮三次胡子。伯伯说，讲究仪容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维护国家和外交形象的需要。要赢得别人尊重，首先要尊重自己。

    七伯送我的这把刮胡刀，起初我一直用着，七伯辞世后，便把它作为一件重要的纪念品珍藏身边。有这件珍品的陪伴，无论是日常盥洗，还是外出参加活动，七伯当年的亲切叮咛总会在我耳边响起：“记得要刮胡子！”

    （本文摘自《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周尔均著，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 1月第一版，定价：9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