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轻柔的声音化为乌有”

    ■朱博

    在《李霁野文集》（2004年版）第三卷中，收录了一部并不惹眼的诗集《露晞集》。在诗集的开头，作者引用雪莱诗《寄——》（To——“Music, when soft voices die”）中的几句：“轻柔的声音化为乌有，/音乐还在记忆中颤抖。/甜蜜的紫罗兰不再发香，/感官中存留着它的芬芳。”李霁野寄情于外国诗歌的意涵，将蕴含在内心中的真情实感自然流露，运用在自身诗歌及散文写作中，这是他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鲜明特点。

    雪莱（1792-1822）是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李霁野对雪莱诗的最早接触要追溯到他1923年秋进入北京崇实中学读书时，当时代理校长兼西洋史和英语教师是一位美国人，本名Henry Fern，学生们称其“方老师”。在方老师采用的英语读本教材中，李霁野只喜欢其中一首雪莱的短诗“A La⁃ment”（今译作《挽歌》），因为诗中情调引起了正处于青春萌动的中学生强烈共鸣。他认为，“也许雪莱的诗引起了我对英诗的兴趣”，方老师“让我把雪莱的诗译出来，向全班朗读，因为他知道我在学翻译。这无形间给了我很大鼓舞”。

    从懵懂少年到耄耋老人，李霁野始终把译诗、写诗作为自己的乐趣。也许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形式比诗歌更能准确表达自己的丰富情感。李霁野仅在文集中就收录有《乡愁集》《露晞集》《国瑞集》《卿云集》《琴与剑》等诗歌集，以及《海河岸上人家》《史湾赵平》两部叙事长诗，总数超过四百首。他还在散文、杂文、讲演、书信中大量引用外国诗和自作诗。这些诗句有时是乡愁，对故人旧事的依依不舍；有时是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多少有些无奈与失落；有时是赞美，对青年的鼓舞与激励。他将雪莱诗恰如其分地运用到了这些情感的抒发中。

    李霁野20岁时曾经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到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选编的《爱尔兰歌谣集》（Irish Minstrelsy），他很喜爱这本书，说它“引起我爱读抒情诗的持久不衰的兴趣”。但最可惜的，当李霁野几年后再向图书馆借阅这本书时，却只“有目无书”了。他还在1935年利用到欧洲游览的机会在伦敦和巴黎的旧书摊上寻找，“结果是失望”。此时李霁野想起了雪莱诗聊以自慰：“轻柔的声音化为乌有，/音乐还在记忆中颤抖。”

    十年动乱接近尾声时，李霁野沉寂多年重新燃起了文学之火，“多年笔墨生涯的习惯不免使我的手头有点痒痒了”，于是修订旧作，撰写新篇，其中就包括抗战时期他在白沙教书时的几篇讲演稿结集而成的《给少男少女》。这本书探讨读书及其与人生的关系，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恋爱与子女的教育等话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因被读者喜爱而多次再版。心情无比畅快的李霁野“乐意将这本小书重新印行，奉献给祖国的希望——新时期的少男少女。愿在你们的心中永远闪耀着诗人雪莱诗句的光辉：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假如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上了年纪的人喜欢回忆过去。李霁野喜爱栀子花，那是他儿时的乡愁记忆。老人无法忘怀的还有青年时期充满浪漫的纯真感情，这纯情随着岁月流逝和故人离去不仅没有“烟消云散”，反而成为醇美的甘泉，滋润着诗人的心田。那些与友人共同阅读英国抒情诗的时光，那一本抄满译诗的纪念册，那一封封旧友间互相安慰的书信，纷纷化成充满诗意的篇章：“玫瑰的叶子，当玫瑰变成了枯花，/可以堆起来做情人的卧榻；/等到你一朝不见，/在对你的怀念中爱情继续微眠。”（雪莱诗To——“I fear thy kisses, gentle maiden”）“虽然你永远美丽可亲，/森林也永远枝叶常青，/比起海洋风平波静，/雪莱的心里却更少和平。”（雪莱诗The Recollection）。此时，李霁野觉得自己“与诗人有点心心相印”了。

    雪莱诗早在20世纪初年就已被睁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译介，鲁迅、苏曼殊、南社诗人是最早的一批。李霁野青年时代与鲁迅相识并成为亲密朋友，自然会受到其潜移默化的影响。鲁迅在其《摩罗诗力说》中介绍了雪莱（鲁迅译成“修黎”）等几位摩罗派诗人，他认为雪莱三十年的一生“悉奇迹也，而亦即无韵之诗。时既艰危，性复狷介，世不彼爱，而彼亦不爱世，人不容彼，而彼亦不容人，客意太利之南方，终以壮龄而夭死，谓一生即悲剧之实现，盖非夸也。”对于鲁迅的评价，李霁野在1958年写的文章《鲁迅先生喜爱的几个诗人》中说，“这些诗人虽然不见容于他们的时代，拜伦和雪莱并且被迫离开他们的祖国，可是他们有一种一致的精神，就是对祖国的热爱。”

    这个爱国者雪莱的形象与誓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自然是契合的。不仅如此，雪莱还代表了打破道德束缚，追求自由渴望的精神。1981年，李霁野对其代表译作《简·爱》进行修订时翻阅了大量资料，撰写了《夏洛特·勃朗蒂的生平和作品》。他将《简·爱》的作者和雪莱进行对比，并引用弗雷德里克·哈里森（Fredric Harrison）的话：“夏洛特·勃朗蒂在写作上了不起，她像一个散文的雪莱。她不仅像雪莱一样喜爱有风暴的天空，她也像雪莱一样，在性格中有一种主要热情——这就是对于自由的渴求。”从1930年代初开始翻译《简·爱》到半个世纪后修订，雪莱身上闪现的“对于自由的渴求”，始终是李霁野文学生涯的一抹亮色。

    李霁野晚年在一次会议上谈及自己的译诗体会时说，“我觉得译诗是极困难的，但不是不能译。信达雅的标准要遵守，但译诗比译散文要稍自由些；可是我不赞成贝洛克（H． Belloc）的主张，他说译诗不能节对节，更不能行对行。我赞成雪莱的主张：尽力保存原诗的形式。我觉得译诗主要是为借鉴，要保持原诗的行节和全诗的形式，包括脚韵在内。但保存原诗的形式不能绝对化，自由些也有程度之差，这只能由译者自己去掌握分寸了。”

    1822年7月8日，雪莱在意大利的斯佩齐亚海湾（La Spezia）溺水身亡。雪莱死后，尸灰被葬在罗马，与好友济慈葬在同一个墓园中。在罗马的西班牙广场还建有雪莱-济慈纪念馆，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仰慕者。李霁野曾在1935年、1956年两次到访欧洲，均专程拜谒了济慈和雪莱墓，并分别写了回忆文章。当时李霁野与意大利朋友再一次谈到雪莱和济慈的生活和诗篇，谈到意大利和中国对于他们诗篇的介绍。他回忆自己曾译过雪莱的几首抒情短诗，将《寄——》（To——“Music, when soft voices die”）全诗抄录在文中，作为对于朋友们实践诺言的表示。

    2022年是雪莱逝世两百周年。谨以本文作为一束小小的黄花，代诗人、翻译家李霁野奉献在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