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作《家山》时,自己完全回到了笔下的年代,笔下的人物似乎不是我虚构的,他们好像每日同我生活在一起,他们是真真实实的活着的人。我同小说人物共悲欢,同哭歌。
■本报记者 舒晋瑜
时隔八年,王跃文的新长篇《家山》面世。小说写了发生在南方普通乡村——沙湾村的日常生活,但这日常烟火中无一不反映着时代风云和社会变迁。在创作中,王跃文重新审视和领悟家乡充满灵性的山水风物,含蓄敦厚的情感方式,质朴纯真的人情人性,重义轻利的乡村伦理,并从传统文化中寻求中国人的精神滋养。小说包含了王跃文的经历、思考和情感的人生积淀,凝聚了他全部的生命体验和感悟。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用“巨大的惊喜”评价读完《家山》后的感受,评论家潘凯雄则注意到这部以湘地乡村风云和风土人情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具有某种史诗品格”。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确定《家山》主题的?
王跃文:我想写《家山》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念头大概起于十年前。某个深夜,我翻阅放在家里很久了的《三槐堂王氏族谱》,读到先辈的很多故事,为之心动。在我的记忆中,他们都是普通农民,口咬黄土背朝天,直到终老。当他们都不在人世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他们都是英雄。我心里颇为不安,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写写他们的故事,这是我想创作《家山》最初的动机。但是,当我研究了那个年代的史料,又联想自小听奶奶、父母及村上老人讲起的许多旧故事,小说的格局又更为开阔了,不再仅仅是“湘西纵队”的故事,不仅仅是我族上的故事,不仅仅是某个地方的故事,而是整整一个时代的中国故事。《家山》扎实、丰富、辽阔,展示的是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
中华读书报:《漫水》是您对记忆中的乡村一次深情的回望,写了一系列乡村人物的情感和人生经历,《家山》又是一次对故乡的 漫长回忆。您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回望故乡?
王跃文:我出生在乡村,直到十九岁离开,上了大学,再参加工作。我先在县里工作,再到市里工作,三十二岁到省城长沙工作。我二十七岁才开始写小说,但我在四十岁前几乎没有写过乡村生活。四十多岁的时候,故乡的人和事突然引起我巨大的创作欲望。我从那时起,写了很多有关乡村的中短篇小说,包括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漫水》。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看多了外面的世界,反而更向往乡村。
中华读书报:《家山》显示了您对于历史文献和乡 村方志的熟稔,为写作这部大书,您做了充分的准备吧?
王跃文:我 写的是 南方 乡村,具体来说是以自己出生、成长的漫水村为故事原型地,但我对中国各地农村都做了些了解,通过各种渠道查阅各地相关史志及相关研究专著。所谓“人事有代际,往来成古今”,历史是延续的,我小时从听故事及生活日常中也可以感觉到上辈人生活的模样。
中华读书报:我以为54万字的《家山》会对阅读带来障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家山》写得厚重,朴素但富有诗意,人物形象个个鲜活,令人过目 难忘。小说描写了从大革命时期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二十余年的乡村生活,写得波澜起伏,情节抓人,很多细节让人泪 目。驾驭这部大书,对您来说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王跃文:我创作时不觉得有什么大的难度。只是觉得知道的东西太多,必须坐着不动一个一个字写出来。有时开玩笑想,不是有人正在研究人机联通吗? 能插一个“优盘”在太阳穴上,自动输出小说多好! 很多构思时想写的细节或故事,落笔 时又舍弃了。写小说酣畅淋漓的状态很叫人陶醉,但也不能图手底快活,需要舍弃时要下得决心。一切服从人物塑造、服从故事讲述、服从小说结构。
中华读书报:《家山》让我们看到了充满民间智慧的乡村伦理和乡风民俗,小说中涉及多少人物,您有过统计吗? 这么多人物,不论着墨多少,都是立得住的,比如写桃香进县衙门打官司一节,写活了桃香;四跛子去齐天界上相亲一节,尽管四跛子不善言辞,却写得有生有色。这些人物,多少都有原型的吧? 能否分享一下您的经验?
王跃文:我在《家山》里到底写了多少人,我没有认真数过。有读者留意,说我写了一百三十多人。我心里有数的主要人物大约三十几个,他们基本上都有血有肉、有神有貌,各有性格和声口。桃香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奶奶,她上县知事公署替村里打官司的情节也是我奶奶的真实故事。我奶奶和妈妈都是语言能力极好的人,说话落地有声,有理有节,令人尊敬。我奶奶没有文化,脑子却特别好用。我小时候常听村里人讲,我奶奶心算比别人打算盘还快。四跛子的性格原型是我一位隔房叔叔,沉默寡言,心里亮敞。细细琢磨村里的人,都可成为文学人物。
中华读书报:《家山》使用了很多方言,但并不影响阅读。在使用方言的时候,是不是叙述格外流畅,或者更能融入湘地的语境?
王跃文:我并不是故意要使用方言的,而是这部小说创作的内在需要。我太熟悉那方土地和那方土地上的乡亲,假如用标准的普通话写作会觉得别扭。我的乡亲请别人到哪里去一下,会说:“你去走一脚!”或说:“你去打个转身。”如果写成“你去跑一趟”,那就是写北方老乡了。我的乡亲说谁的眼睛瞪得大,会说“他眼睛瞪得箩筐大”,极其夸张。用普通话写作,就得用形容词了。用家乡方言写作,才能准确地传情达意,才能生动地勾画神貌。方言写作并不会形成阅读障碍,因为方言都能找到对应的汉字符号,也符合汉语的语法习惯。比如,我的乡亲想表达请别人放心,会说“你大放有心”。此句有古风,“有”是语中助词,说起来比“放心”二字更能传达准确的意思:请你安心安意放宽心。
中华读书报:有评论称《家山》是一部关于乡村生活的百科全书,的确,这部作品集乡村生活之大成。
王跃文:我想写出一部真正像中国人的小说。我自小生活在农村,对农事、农具、农作物、农历节气、农村劳作及乡间风物、乡间民俗等等非常熟悉,这些作为人间景象进入到小说里,气息极其浓郁,且极富诗意。我在《家山》里多次写到婚礼和葬礼,婚礼都喜庆,葬礼都庄严,却都不重复。小说出版了,我私下做了一个测试,即随意从哪里翻开,看看能不能让自己满意地读下去。还行吧,都能读下去。这是一部需要静下心来,好好享受文学舒缓之美、灵动之美的小说。
中华读书报:史瑞萍和陈扬卿通信,都是《诗经》里的句子,他们之间讨论中国诗歌的美,讨论星星以光年计、宿命等,这些知识分子在小说中承担了什么?
王跃文:史瑞萍和扬卿是小说中极美好的两个人物,他们是受新式教育的新青年,扬卿是留日博士,史瑞萍是地下共产党员。他俩彼此表达情感,很贴切地用了《诗经》里的句子,既风雅,又含蓄,很符合他俩的知识背景和心性。他俩讨论星星同人间的关系,所论看似宿命,其实体现的是那代新青年的使命意识。扬卿和瑞萍都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人,但到了乡下,他们既是新文明的播种者和引领者,同时又遵守着乡间好的传统和习俗,同土地和人民水乳交融。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对于动物的几笔描写也令人感动。佑德公看见自己家被征用后的马瘦得不成样子,“眼眶一热,泪水就出来了,心想:他们哪把马当人?”有喜牵扯着马回去,自己扛着马鞍,一路上都舍不得骑。这些清晰而真实的细节,是您的观察所得?
王跃文:我熟悉农民。农民同土地和土地上万物的情感十分深,他们对牛、马极是心疼。这不光是财产意识,情感深处是朴素的宗教观,即对生灵的敬畏。
中华读书报:小说让我们获得了一个重新审视现代乡村伦理和历史变革的机会。您在这次“乡土中国”的写作中,收获了什么?
王跃文:乡间很多老规矩多出自人伦秩序,对维护乡邻和谐很有意义。我写作《家山》时,通过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讲述,对存留在乡村民间的美好传统作了回顾和再现,觉得很多好民俗、好乡规都是散落于山间水滨的文化遗珠,值得我们今天好好捡拾。
中华读书报:月桂被休后回到娘家,那份自尊、倔强;逸公去世,祖婆一边哭号,却没乱阵脚,一边吩咐孩子们做丧事,那种镇定、从容;更不用说桃香打官司的表现……能否谈谈您对笔下的女性心理描写如何把握得这么精准?
王跃文:乡间很多奇女子,她们也许没有文化,为人行事却很有样范。比如祖婆这样的女子,我在乡间见得很多,她们平日看似柔弱,但真到大事当前极是镇定。逸公老儿去世,照理最悲伤的是祖婆,但她却很镇定地料理男人后事,而且安慰儿女们不要太悲伤。我们乡间老人到这时最爱说这么一句话安慰人:“莫难过,人都有这么一回的。”他们把生死看得很通透了,坦然接受命运安排。
中华读书报:《家山》是一部有家国情怀的作品,大气从容,意韵绵长。小说融入了您对历史发展、乡村变革的思考和理解,创作心态也和以往大有不同吧? 小说名字是一早就确定好的吗?
王跃文:我对笔下每个人物都投入深情,写桃香、齐峰、劭夫、佑德公、扬卿、瑞萍、修根这些人,常使自己泪湿双睑。我写佑德公从凉水界接红军家属下山,看见陈家在山上又添了三个孩子,老人家眼泪出来了。行笔到此,我眼睛也是湿的。我写齐峰回家,看见父亲在夕阳下的田垅里赶麻雀,齐峰眼睛里含泪,我也满眼是泪。《家山》书名倒是写到最后才定下来的。敲定这个书名,我有心里一亮的感觉。
中华读书报:最让我迷恋的是小说语言,简洁而有力量,有着古文的余韵。
王跃文:我的文学语言主要是两个源头,一是古典文学,二是民间语言。我写的是中国小说,排斥语言的外来影响。我的叙述语言是中国腔调,人物语言更是中国人说话的样子。
中华读书报:在写作《家山》的过程中,您也经历了复杂的人生体验吧?
王跃文:我写作《家山》时,自己完全回到了笔下的年代,笔下的人物似乎不是我虚构的,他们好像每日同我生活在一起,他们是真真实实的活着的人。我同小说人物共悲欢,同哭歌。我非常感恩《家山》的创作过程。
中华读书报:写作三十多年了,您如何评价《家山》对于您的独特意义?
王跃文:《家山》是家乡对我的丰厚馈赠,我由衷地感谢家山厚土。我写的是我的家山,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家山。人心都是相通的,相同传统和文化的人更是血脉相连。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写的《家山》也许能够通向每个中国人的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