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选国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下简称国际联合会)创始人的传记《亨利·波默罗伊·戴维逊》已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组织引进、翻译,并委托苏州大学红十字国际学院作为教材出版。
戴维逊作为一个美国特洛伊小镇青年,在遭遇被哈佛大学拒之门外、被家族银行解雇的挫折后,仍然“雄心勃勃”,“朝着美国银行业的最高处攀登”,33岁时便成长为“美国最年轻的行长”,四十刚出头便成为华尔街“金融界新势力”的金融家,成为美国金融大鳄摩根大通的合伙人、总经理。
1917年戴维逊人生的重要转折和升华期来临,美国总统兼美国红十字会会长威尔逊召见他,邀请他担任美国红十字会战时委员会主席。经过一番思想犹豫和斗争后,“深信自己无法拒绝”,他为了红十字事业离开摩根大通公司,为“红十字会放弃了超过100万美元的收入”,正如书中描述:“战争时期,爱国至上的精神席卷全国,华尔街也不例外。这正是这次任命的绝妙之处。戴维逊的个性和魅力使他能够募集到巨额资金……并召集一批最优秀的美国商界精英积极为红十字会服务”。“在美国红十字会的志愿工作改变了戴维逊的一生,他认为这个阶段的工作是自己人生的最高成就”。
1918年,戴维逊亲临一战欧洲战场西部前线考察,他感受到“我们在美国红十字会的工作是在为正在流血的世界包扎伤口”。现场目睹的战场,还有平民的灾难和饥荒,让他产生了对红十字工作更长远的思考,“美国红十字会必须将国际救援工作延长至和平时期”。
1918年11月下旬,从欧洲返回美国的海上航行途中,他提出了“成立真正的国际红十字,即国际联盟的人道主义版本”的伟大构想。一周之内他便开始组织讨论,并邀请美国总统威尔逊参加,他的“国际视野构想获得威尔逊总统的认可”。12月,戴维逊即再次奔赴欧洲,“开始推动建立一个国际红十字组织”,“制定一项有利于人类利益的活动计划”,其理念不仅是“减轻人类痛苦,而且是预防它”。1919年5月5日,红十字会联盟在巴黎正式成立,戴维逊作为美国红十字会代表被选为主席,他网罗人才,组建工作团队,在阻力和质疑中启动了国际联合会的工作。1920年3月,他赴日内瓦主持召开红十字会联盟的第一次理事会,讨论修订了红十字会联盟的愿景。这个时刻,他已经成为拥有30个国家红十字会成员的红十字会联盟的国际人道组织领袖。
正如英国红十字会领导人亚瑟·斯坦利评价,“战争和红十字会的经历使戴维逊脱胎换骨,从顽固的金融家化身为效率极高的人道主义者,致力于个人牺牲和志愿服务”。
国际联合会现任主席罗卡在书的前言中说:“纵观历史及现在,总有一群具有远见卓识的人物,能够真正改变未来。亨利·戴维逊就是这样一位伟人”。
红十字运动起源于战地救护,1863年,国际伤兵救护委员会成立,到一战爆发时这个机构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他们坚守初心和使命,保护国际战争中伤兵和战俘的生命与健康。但由于瑞士人特有的中立、独立的信念,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拒绝接受领导层的国际化,也对扩大救助领域持保守态度。戴维逊在创设红十字会联盟初期,本意“从未打算创建一个完全独立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机构”,但经过反复沟通交流,他发现“他们令我非常失望,我发现这个组织非常软弱,没有想象力和勇气”,因此只得另立门户。
在戴维逊的领导下,红十字会联盟确立了三条基本宗旨,大大拓展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领域:“1、鼓励和促进在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一个经正式授权的志愿性国家红十字组织,其目的是在全世界改善健康状况、预防疾病和减轻痛苦,以及为达到这些目的,确保此类组织之间的合作。2、作为媒介,分享科学和医学知识及其应用领域的已知事实与新成果,惠及并促进人类福祉。3、在发生国家或国际灾难时,作为一个中间组织,协调救援工作。”这些工作内容迄今仍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最重要使命,这一将“红十字的活动扩展到和平时期”,不仅是“减轻人类痛苦,而且是预防它”的理念,为红十字运动在全世界发展壮大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也为后来形成国际红十字运动,构架使命、原则及工作范畴奠定了基础。
戴维逊以一个华尔街杰出的金融家的身份进入美国红十字会,他不仅仅带来了高效的人道资源动员成效,1917年担任美国红十字会战时动员委员会主席后,第一次开展募款一周之内就超过1亿美金,1918年他第二次组织战争募款,一周之内募集资金达1.7亿美元。他还引入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商业管理模式,“沿用了在摩根大通公司时期采用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办法,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人道组织专业化”。他将华尔街优秀的营销人才、公关人才引入红十字会,大力发展会员和志愿者。他还特别注重公开透明,“必须向公众公开募集到的资金的使用情况,因此特地安排媒体全程跟踪报道”。
戴维逊创办红十字会联盟的高效快速更是堪称奇迹,从1918年11月在返回美国航船上提出想法,到1919年5月5日宣布成立,创建一个国际组织的时间总共不到半年。尽管在此期间,他遭遇了自己的怀疑和来美国红十字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阻碍和挑战,但他还是以其“一贯的领导能力、充沛精力、饱满热情、明智决定、领袖魅力”,还有“他自己对红十字理想的忠诚及流淌在美国人血液里的乐观精神”达成了他的目标。
遗憾的是,因长年负重工作,他积劳成疾,1920年下半年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恶化,1921年夏诊断确认为脑瘤。在病重期间他还不忘与接任的美国红十字会领导人交接国际联合会的工作。两次手术仍然未能挽救他的生命,最后于1922年5月6日去世。正如书中评价,“戴维逊从一位不妥协的华尔街银行家转变为全球慈善家和人道主义倡导者,度过了其非凡的一生”。
不知是必然还是巧合,两个国际红十字组织的发起人都是金融家。被誉为红十字运动之父的亨利·杜南,也是一位银行家,他构想并以实际行动推动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建立和第一个日内瓦公约的签署,1901年他荣获首届诺贝尔和平奖。戴维逊因为患病早逝,他担任红十字会联盟主席不足三年,1963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国际联合会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里面有其重要贡献。(作者为苏州大学红十字国际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