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杨武能

    相见恨晚

    谁会料到，一纸短文竟会引发长达数十年的友谊和交往。时光倒退到上世纪80年代，偶然间我读到题为《钱春绮传奇》的一篇散文，作者是原川外、川大教授杨武能。杨文多多，我为何偏对此文情有独钟呢？ 兹因该“传奇”还真的被写“奇”了：杨是这样向读者介绍钱春绮的：先说他“充其量也只会被人当作某家小理发铺的老师傅，或者某所小学堂的老教员”，此为虚；笔锋一转，又说他是“我国读书界享有盛名的翻译家”，此为实；时而把他想象成“戴着金丝眼镜、革履西装、言谈举止派头十足的洋大夫”，时而又把他假想为“满脸愁苦的老头，即使不挨批挨斗，也不知如何捱过那坐吃山空的日子”，此为虚；写到“钱春绮的名字在50年代就很响亮，而且近几年越来越响亮”、却“混迹在普通听众里，坐在大厅的一个远远的犄角上”，此为实。虚虚实实，悬念迭出，层层推进，把一个享誉中华译坛的大翻译家钱春绮与日常生活中儒雅谦逊、为人处事十分低调的钱春绮形象刻画得活龙活现，又入木三分。

    那年头，我因回沪探亲，常顺访蛰居南京西路1600弄4号的前辈钱春绮，发觉杨笔下的钱与我实际接触和认知的钱基本吻合，甚至可作钱为人为文的注脚。钱跟杨很熟，他俩一起参加过1983年北大的歌德研讨会和1985年4月杨在川外召集的席勒国际研讨会，故常跟我聊起杨。我也益发关注杨的学术活动。无巧不成书，从杨后来的文字中了解到，几乎跟我拜读杨文《钱春绮传奇》的同时，杨因翻译格林童话的需要，也竟留意过不才当年刚面市的处女译《格林兄弟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

    如果说杨文《钱春绮传奇》是顾杨交流的发端，由杨主编的丛书《歌德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则是顾杨交往的升华。可以想象，14卷精装本该有多重，从国内订购、托运，运达我长住的南德小城图宾根，要花多少心力和体力！ 始料未及的是，操办此事者，非出版社责编或发行科职员，非顾的某位亲朋戚友，也非哪位强壮的小伙子，而是年逾八旬的德国康斯坦茨大学前校长、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的德方院长宋德教授（Prof. Dr. Horst Sund，1926-2021）。在宋老看来，要让这部由顾承担、由“中国友协”和“德国东亚学术论坛”资助的歌德译介总书目尽可能完备，由杨领衔的《歌德文集》是个无法绕过的山头。宋老的垂爱和善举，大大方便了歌德总目的编制，也为顾杨之缘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书评传真情

    先说杨的两则书评：其一为《严谨学风与愚公精神的美满结合——评顾正祥编著的〈中国诗德语翻译总目〉》（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1期，页178-182；[台湾]笠詩刊，245期，2005年2月15日，页136-140,共3367字；德文稿刊于：Nachrich-t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Natur-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 Ham-burg, Zeitschrift für Kultur und Geschichte Ost- und Südasien,Redaktion / 汉堡大学亚非学院日本语言文化专业编辑出版，页307-310）。其二是《两种精神，三个旨在——评顾正祥著〈歌德汉译与研究总目，1878-2008〉》（科学时报，2009年9月10日；东方翻译，2009年第2期，页82-84，凡3442字）。

    不言而喻，杨对两部拙著的两则书评，与国内外共十余则书评一样，都是学界对不才义无反顾地献身中德文化交流的鼓励，令笔者珍视有加。在感激之余，我将它们全文编入愚75岁纪念文集《笔走东西——顾正祥文学翻译与学术研究文选》（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连同杨对《歌德汉译与研究总目》（1878-2008）“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歌德译介和研究的评说有失片面，只见到‘可喜可贺’的繁荣，忽略了其背后的问题多多”的批评和他对拙著中历史人物排名和外文姓氏译名所提的建议。

    最值得欣赏的还是杨的文风。虽是书评，却不带一点学究气，不用担心会碰上不洋不中、似懂非懂的名词术语，也不会动辄被某某大师的经典唬住，而只会被层层推进的章法和有滋有味的文字所吸引，在不知不觉中步入文学欣赏的殿堂。但说到底，它们是两颗心灵的共鸣。

    跟杨的书评无法匹配的是拙作《杨武能与歌德》。2011年仲夏，杨在重庆的学子和同事正热议杨氏纪念文集的筹备和出版，以庆贺杨80大寿和纪念杨从教从文50年。7月17日杨发信顾：“此事一经提出，我自然便想到了你，在文集的第二部分你是不能缺席的。你既是同行又是朋友，而且不是一般的同行和朋友！ 你对我研究和翻译歌德的情况更是了如指掌，无疑是评价我这方面工作的绝对权威。你掌握的资料极为齐全而且现成，要写篇评价文章不说易如反掌，至少十分容易。因此期望你能给文集第二部分贡献一篇扛鼎之作，以增加学术价值。”所言“了如指掌”“绝对权威”和“扛鼎之作”，难免令顾汗颜，又一次陷入诚惶诚恐的境地。但那隐含其中的厚爱和鼓励，却令顾三生有幸。

    杨的邀稿，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对顾的鞭策。经数月奋战，终于如期交稿并被采用。全文10850字，注释23条，分述杨译德语文学及杨译歌德的成就，并探讨了杨取得这些成就的主客观原因。

    难忘巴蜀行

    在两则书评后，又迎来杨的两封邀请信，邀请顾加盟西南交大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歌德及其作品汉译研究”，并出席重庆图书馆“杨武能著译文献馆”开馆典礼。2015年5月6日杨来信说：“正祥学友：衷心欢迎你参加我们的项目。这样，不但我们的项目组如虎添翼，我俩也有了更多交流、切磋的机会，还有你多年来想再到成渝两地考察、讲学的愿望也更容易满足”。

    两个月之后，即2015年7月8日，杨又来信，文笔温馨：“正祥学友，我已向（莫）光华提议，请你出席重庆图书馆馆中馆‘杨武能著译文献馆’的开馆仪式，随后参加项目组的工作会。你如能拨冗赴会，我们将特邀你在大会上发言。会期不长，在重庆秋高气爽的十月份。”曾闻德语界杨的研究生导师冯至（1905-1993）万册藏书捐赠中科院图书馆。薪火相传，杨这回“净身出户”，将毕生著译和文献资料倾囊捐出，在重图安家，融入巴蜀文化。受冯杨启发和鼓励，顾亦有意将其最爱——长年搜集的中德翻译版本文库和比较文学研究文库及顾的个人著译等，无偿奉捐国内相关机构。

    感谢杨的诚邀，让顾平生第一次瞻仰重庆——这座耸立在长江上游在中国现代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英雄城市，再度沐浴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所演绎的时代风云，缅怀长篇小说《红岩》所描写的江姐形象，并有幸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分享杨的高光时刻，出席群贤毕至、别开生面的开馆典礼和文坛盛会，面对成百上千观众奉赠顾的心血之作——两大本汉德对照的《中国诗德语翻译总目》《歌德汉译与研究总目》（1878-2008）等。

    最为难忘的则是杨设计的武隆之行。2015年10月12日至14日，我随四川作协一行，游览武隆“国家5A级旅游景区”，拜访仙女山巴蜀译翁杨宅。那是一次诗意之行、友情之行，为贵宾们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回忆。尤其是江口悦来饭店的那顿午餐，让客人们品尝醇香的五龙元酒、品味鲜美的黄辣丁鱼和象征团圆之喜的包圆点心，还有折耳根、紫火苕、红糖锅魁等特色点心和川味佳肴，琳琅满目热气腾腾，让我们领略杨老家乡浓浓的乡情，感受杨氏家族跳动的脉搏。探身窗外，湍急的乌江水在崇山峻岭中咆哮而过，让人回想起当年红军飞渡乌江天险的壮举。陪同人员手指右前方说，不远处就是乌江与芙蓉江的汇合处，而唐代名臣长孙无忌的墓茔就在几里路外的斜对岸。当代著名诗人舒婷、张抗抗、叶延滨、蒋子龙等也来此采风。大山大水大草原，丰富的人文景观也让不才心潮澎湃，发出“芙蓉洞探幽目不暇接，乌江畔尝鲜鱼虾糕点。武隆出仙境醉倒海内外，杨翁捐书斋垂爱人世间”的感叹。此诗蒙杨错爱，赶在顾的《纪念文集》付梓前手书全诗并附言，由出版社复制后刊于该书插画页“师友题词”一栏。

    并非家长里短式的你来我往，也非觥筹交错间的交易，而是国家和民族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中德文化交流迸射的火花。

    话说“巴蜀译翁”

    回望数十年顾杨交往，高山流水遇知音。每有新著题赠忙，烹文煮字情义深。不说“巴蜀译翁”这笔名有多诗意，只说它的涵义有多丰富。在顾看来，它分明是杨的化身。最好的例证是连“杨武能著译文献馆”也被更名为“巴蜀译翁文献馆”。2018年11月19日，杨获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曾表白“愿为巴蜀一译翁”，又说，“这个奖项不仅是对自己60年翻译生涯的最大肯定，也是一份意料之外的生日礼物”。2019年10月16日，“巴蜀译翁亭”在重庆武隆仙女山揭幕。2021年4月23日，商务印书馆《杨武能译德语文学经典》25卷开编发布会又在“巴蜀译翁文献馆”隆重举行……

    让我们透过笔名、馆名、书名的表层，把上述与“译”关联的人和事看作中国翻译界、学术界的一个文学现象。杨自诩“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又住在下半城十八梯脚的厚慈街，一辈子爬坡上坎”。杨用“巴蜀”冠于笔名，释放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家乡味。除了这份巴蜀故土华夏情，杨原本还有个被视为“第二故乡”和“精神家园”的德意志，赋予他饱满的诗情和蓬勃的哲思，并为之写下声情并茂的散文集《感受德意志》和专著《走近歌德》等。正是这个德意志，曾慷慨解囊，助他衣食无忧，还给了他荣誉满满。更何况膝下两女都已在德成家。尤其大女杨悦企业有成，还是德国《华商报》“悦读德国”的专栏作家，擅长散文，勤勉而多产。但两相比较，或许崇山峻岭中的巴蜀对杨更具魅力，毕竟巴山蜀水孕育了他的灵魂，铸就了他的风骨。于是，在闯荡海内外风生水起后他最终选择了认祖归宗，叶落归根。

    游子一往情深归故里，家乡也为游子准备了大笔“彩礼”：授予杨西南交大名誉教授、重庆国际交流研究中心主任、重庆图书馆名誉馆长等头衔，又忙不迭建起“巴蜀译翁亭”。试问，偌大中国可曾有过为翻译家建亭的先例？

    再说到“巴蜀译翁”中的“译翁”二字。“翁”者，垂垂老矣。杨耕耘在文学翻译的园地里，60年辛苦不寻常，迎来夕阳满天红。而那个“译”字，应是点题之笔。自五四以来，不断有人强调文学翻译的重要性。但在高校，尤其评审时，常被矮化甚或排斥。杨反其道而行之，力挺文学翻译，并身体力行，甘当传播异域火种的“普罗米修斯”。

    但话得说回来，一个“译”字焉能囊括其人其事的全部？！“译”只是杨的一个侧面，他还有另一侧面——他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科学地审视杨的这两个侧面，既涉及杨的自我评价，也涉及外界对杨的定位，避免在强调一个侧面的同时，有意无意地淡化、甚至忽视了杨的另一个侧面。

    于是，顾不揣冒昧，愿在这个节点呼吁：既然有了一个“巴蜀译翁著译文献馆”，又有一座“巴蜀译翁亭”，何不再成立一个“巴蜀译翁研究会”，让更多的人研究杨译杨著的品位和成就，探讨杨氏先由巴山蜀水远赴欧罗巴、德意志、莱茵河，又从欧罗巴、德意志、莱茵河重返巴山蜀水的人生轨迹，弘扬他数十年如一日地矢志于学术研究的精神财富，在中德文化交流的伟业中承前启后，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