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文书研究离不开学术传承

    森正夫（名古屋大学历史学系）

    郑振满先生在前言中说，傅衣凌先生1944年出版的《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传统，而我认为，傅先生在1961年出版的《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也有非常大的影响。这两本书的资料来源都是在永安黄历村发现的契约文书。

    1961年我27岁，是京都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读了《明清农村社会经济》非常感动。1962年，我在一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这本书的书评。21年后的1983年2月，我访问厦门大学一个多月，跟傅衣凌先生、杨国桢先生进行了多次共同研讨，汇报了最新的研究成果。1985年，在《东洋史研究》杂志发表了共同研讨的报告。傅衣凌先生的学术思想对我的“地域社会论”有很大影响。

    在多次研讨中，杨国桢老师介绍了很多南平、建瓯的契约文书，讨论了清代福建北部民间土地买卖的情况。他认为，福建北部除了私人土地所有以外，还有国家和乡村所有，这两个“共同体所有”比较发达。郑振满先生后来系统搜集、整理和研究福建民间契约文书，并通过发展乡族的研究跟其他外国学者进行交流。

    郑振满先生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是在傅衣凌、杨国桢先生的研究基础上完成的。如果没有福建契约文书，就没有傅衣凌、杨国桢、郑振满先生的研究成果。但是，未来如何开展《八闽文库·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研究，年轻人的工作非常重要，应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2022年8月，厦门大学举办了研究生暑期学校和博士生论坛，其中有三个报告是利用永泰县契约文书，比较详细地讨论民间契约文书的调查和搜集过程。如果持续开展这样的活动，民间契约文书的研究方向就会发生变化。所以，年轻研究者的持续加入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