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视野里家庭伦理观念的现代转型

    ■徐璐  

    活跃在中国现代文化、文学史研究前沿的杨华丽教授早期的重要研究，是从“打倒孔家店”口号的名实之辩去深入梳理、剖析戊戌到五四期间关于反孔、非孝、非节等关键性问题（见《“打倒孔家店”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可以说，杨教授对“打倒孔家店”历史现场的追溯、还原，已经成为我们重述、重识、重思“五四”的重要起点。如果说她在该著最后一章中所探讨的父子、母女、兄妹、婚恋等家庭议题给人以意犹未尽之感，那么，阅读其新著《中国小说家庭伦理叙事的现代转型（1898-1927）》时，我们会明显感觉到她将既往研究推向历史纵深的努力。

    杨教授在新著中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小说的家庭伦理叙事如何在戊戌、五四两个历史阶段实现了现代转型。为此，她将跨越三十年的宏大研究体量分为两部分，分别论析戊戌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前的伦理变革观念、小说家庭伦理叙事的多样形态与初步转型，以及新文化运动至北伐战争期间的伦理革命观念、小说家庭伦理叙事的繁复话语与进一步转型。在此基础上，全书分为六章，细致论析了晚清与现代作家看到宗法封建性家庭漫长的解体过程而感知到的尖锐或钝重的痛苦，深入探究了他们如何以其具有时代特色的笔墨为我们留下了独特的家庭伦理叙事的现代转型史。

    细读该著，我们或可提炼出三条线索：第一条主线提纲挈领，系统爬梳了1898-1927年间家庭伦理观念的嬗变革新，第二条线索重点勾勒出父子伦理在清末-民初-五四的时空连续体里的动态轨迹和多种面向，第三条线索的问题意识则聚焦于1898-1927年间小说叙事的婚恋、两性伦理问题。可以说，三条线索之间互为支撑、互为补充，不仅重勘了晚清以来家庭伦理观念与中国现代文学彼此建构的历程，也在重新探问、描摹着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与经验。

    此前社会学、伦理学界关于传统中国家庭伦理关系研究的成果已然不少，但与既有研究不同，杨教授以文学史家的宏阔眼光，从晚清的新小说出发，将繁杂的一手史料、文学叙事、理论话语细密连缀为立体多维的史论架构，力图在文学、历史、哲学的三元结构中重新探讨中国家庭伦理观念的问题，由此凸显了在历史、哲学的叙述逻辑之外的文学叙事在面对社会、家庭问题时焕发出的经验、活力与深度，从另一角度拓宽了我们对相关文学作品的认识与想象。

    除了上述三条线索，该著还可以提炼出两个关键词：“新青年”和“爱”。

    无论是宏观上讨论家庭伦理观念的现代转型，还是具体探讨父子、夫妇关系，论者都紧紧围绕着“新青年”这一社会角色。可是说，“新青年”既是研究对象也是研究手段，既是概念工具也是实践形式。在一些五四话语定见中，“新青年”被叙述为封建家庭伦理的牺牲品，父权专制的受害者和反叛者，同时也是构造现代婚恋关系的先行者、启蒙者。而在杨教授重绘的历史图景中，“新青年”遭遇了双重主奴结构的悖论困局：在宗法礼教、父权专制面前，他们以反叛者的整体形象出现；当他们在两性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却可能以新的话语知识将“夫权”改头换面，酿成女性的悲剧。在第六章论述“新青年们在胜利以后”时，她为我们揭开了残酷的真相：在家庭伦理变革过程中，“新青年”始终存在名、实之间的暧昧含混、矛盾张力；近现代女性在整个家庭伦理变革过程中始终处于最为弱势、“若将飞而未翔”的残酷状态。可以说，女性先驱们在其间经历的龃龉、冲突、服从、抗争，是论者用力最勤、感性经验投入最为深切的部分，也是最能见出她价值诉求、批判指向的部分。

    第二个关键词是“爱”，抑或爱的辩证。既往研究者多着眼于五四时期不断被鞭挞的父权，重审宗法制度，强调反叛和解构的合理性，杨教授突破这种二元对立模式，致力于辩证地去谈论“爱”。论者对五四小说中爱父之子和爱子之父群像的细腻解读让我们记忆深刻，而她对爱父青年的孝道书写与反叛青年的忏悔叙事并存的细密论析，让我们更能体悟到家庭伦理观念转型过程的繁复滞缓和五四青年一代的“爱”之困境。从历史的远端重新审视可见，传统文化结构、伦理话语谱系影响深远，在五四时期父子、两性关系书写中剪不断、理还乱的“爱”之纠缠持续至今。追根溯源，诚如斯言：是“爱之强大”和“新文化语境中所学到的‘知识’”之弱小共同酿成了不彻底的历史遗留问题。

    事实上，“新青年”和“爱”的问题也指向当下。那么，究竟是什么影响到一百年后“新青年”们的家庭、人情观念的形成？在五四先驱所想象、标举的西方现代家庭文明观念之外，究竟什么才是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家庭伦理观念？相信读者在掩卷之际会陷入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