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化世家与中国书法高峰的形成

    ■陈培站  

    近年来，书法学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书法研究开始与越来越多的人文学科交叉互融，多元文化因素使传统意义上的书法史研究逐渐被解构。但是，解构并不代表书学研究的道路被彻底堵塞，相反，这种对传统的解构正为书法史的全新研究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书法史研究进入新的学术转型期。

    吕文明教授《从儒风到雅艺：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研究》就是这样的转型背景下的一部力作。该书关注的不是单纯的书法史问题，而是基于书法史的文化史和思想史考量，正如其在书中所言：“本书与其说是艺术史研究，不如说是文化史研究，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书法艺术的本体问题，更多的是对于汉末魏晋时期家族文化转型问题的思考。”他在书中对汉末魏晋时期的士人群体、家族文化、审美风尚、人文精神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努力尝试打破这一时期文献资料的碎片化状态，围绕重点人物和重点家族形成一系列的问题链和宏观的历史文化观念。“书法文化世家”概念是作者的首创，“因为我们重点关注的是书法的发展，所以在家族文化的转型与发展中，我们着重强调书法在家族中的意义和家族书法的传承与发展，并因此而将这一时期的书法文化家族命名为‘书法文化世家’”。

    解构了旧的书法史研究体系，就需要继续构建新的书法史研究体系。通读《从儒风到雅艺：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研究》，可以看出作者关注的是魏晋这个特殊时代的文人及其家族群体的文化心理结构，他是在尝试从一条新路径去努力接近历史。而这一时期士人群体的文化心理是和当时的思想文化发展紧密相连的，并受到特殊的政治社会变革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士人的思想进一步解放，他们更加关注个体命运和道德修养。而经学取士的吸引力也日渐衰退，士人在退出官场之后，学术兴趣转向书法、绘画、文学和音乐等具有一定表现力的文艺形式。在这样的氛围中，经学家族逐渐转变为文化家族或文艺家族”。儒学与玄学正是探究汉末魏晋时期思想文化变迁的重要切口，作者通过研究汉末魏晋时期的儒学与玄学的变化发展来把握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脉搏，进而探究思想文化变迁视阈下的书法人物和书法活动。

    作者从政治制度、地域文化、家族文化、审美心理等不同视角，对汉末魏晋时期的博陵崔氏、敦煌张氏、陈留蔡氏、颍川钟氏、河东卫氏、琅琊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泰山羊氏等十个家族进行综合研究，总结出这些家族的家学发展演变的总体规律：“魏晋时期，随着政治与社会的变迁，世族门第的家学内容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而且，各种家学纵横交错，互相影响，并非简单的替代和延续关系，但大致上经历了从经学到玄学再到书法的演变。”这一规律是作者立论的根本，是整部著作分析问题的总体路径，虽然反映的是家族文化的转型，但其背后却是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的变迁。这些家族的重要成员也不仅仅是书法家，而是经学家、文学家或思想家，他们的思考和书写也已经不仅仅从属于个人的精神世界，而是融于时代文化思潮的重要人文精神。

    但是，吕文明研究的最终落脚点还是书法，是广阔的政治社会变迁和思想文化发展视阈中的书法艺术，所以，他在书中用大量笔墨对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的艺术创作进行深入研究。汉末魏晋是书法五体发展基本完善且开始走向风格变化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对书法进行评论的文章逐渐多了起来，如卫夫人《笔阵图》、卫恒《四体书势》、钟繇《用笔法》、王羲之《记白云先生书诀》等。但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散佚较多，书法文献中又多为后世假托伪作，遂造成了这一时期书法文献资料的混乱。吕文明在研究中非常善于综合运用材料，他在掌握了全部资料的情况下，再结合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进行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通过这样的方式从矛盾的史料中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进而为论证自己的学术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在这一过程中，他不再专注于书家与作品的优劣高下，而是致力于历史与文化背景的认知；不再醉心于为书家及作品粘贴各种标签，而是对汉末魏晋时期的思想文化史进行梳理，以求还原历史文化现场。这样的研究使作者能够比较宏观和深入地看清书法史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如：魏晋时期为什么是中国书法史的最高峰？“书圣”王羲之是如何形成的？经典作品的生成机制是什么？帖学谱系的逻辑起点在哪里？等等。

    总体来看，《从儒风到雅艺：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研究》所建构的是以儒学为基点、以玄学和书法为指向的综合性思想文化体系。作者从传统的艺术史研究路径中解脱出来，立足政治社会变迁的宏大历史背景，对当时的思想文化发展进行深度解剖，形成了作者对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的总体关照，“儒学精神是灵魂，家学转型是内在驱动力，政治与社会变迁是外在推动力，这三个因素交相呼应，共同作用，对于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的形成、发展和繁荣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理解和总结魏晋时期成为中国书法史最高峰的主要原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那个时代能够诞生“书圣”王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