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手稿馆之建立

    ■丁嘉晖  

    近年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把手稿作为一项重要的特藏文献资源着力建设，通过本校名师数据库等项目征集到了众多学人的手稿，其中不仅包含本校上海社科大师、知名教授和杰出校友，又兼顾了校外名师、作家、诗人的珍贵手稿，范围覆盖文、理、工学科，初步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文献资源体系，收藏规模在高校图书馆中名列前茅。由此，国内高校图书馆第一家手稿馆——华东师范大学手稿馆应运而生。关于手稿馆成立的前前后后，认识与方案，特色与影响，成绩与问题，不仅可作为史料加以记录，更可视为“江南文脉”在当代之一种鲜活生动的现象。

    手稿馆不是一天能建成的，兹先略述及其基础，即有关手稿特藏文献的建设。

    著名文艺理论家王元化教授临终前一个月，有人向他建议，也向华东师范大学提议：在普陀校区建立王元化学馆。王先生赞同此事，并于缠绵病榻之际亲自关心过问此事的种种细节，强调学馆不能办成一个纪念名人的馆，更重要的是，继续研究自己生前还不及研究的重要的课题，研究中国学术思想、中外学术史的问题。学校在2008年，建立了王元化研究中心暨学馆。后来由于中文系整体搬迁到闵行校区，王元化学馆转由图书馆管理，作为图书馆的一个机构，专门收藏展示有关王元化先生的重要文献，并开展有关的教学科研及举办讲座。其中收藏书信、日记、笔记等文献近百件。

    著名俄罗斯文学专家王智量的藏书、译稿、读书卡片，杰出校友、著名书法家楚默的74幅书画，版画家、美术学院教授张嵩祖的成套版画，由他们亲自赠与图书馆，这些，都成了手稿馆的最初家底。

    当然，我们抓住了一个特别的机缘。

    2018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公布了首批“上海社科大师”人选名单，共有68位社会科学界已故著名学者当选，与华东师范大学具有密切关系的有24位先生，这其中有20位是华东师大的教授，他们是：吕思勉、廖世承、张耀翔、孟宪承、萧孝嵘、言心哲、胡焕庸、方重、施蛰存、李平心、王养冲、陈彪如、李春芬、吴泽、刘佛年、冯契、周原冰、陈旭麓、钱谷融、王元化。另外4位分别是长期在大夏大学任教的王蘧常，长期在光华大学任教的王造时，在光华大学兼任过历史系教授的光华毕业生杨宽，以及在华东师大担任过兼职教授的顾廷龙。

    我们抓住机会，花了三年时间建设华东师范大学名师库。这个过程中，征集了不少名师的手稿资料，比较突出的有吕思勉的文稿、诗稿、札录900余页，胡焕庸书信、手稿、笔记1200余页，李春芬中英文手稿3300余页，刘佛年手稿5300余页，周原冰手稿、诗稿1400余页，王元化手稿、书信1400余页，陈吉余手稿2800余页，此外搜集到所有名师的照片近5000张。这些资料十分罕见，基本从未公开过，目前都已上传至名师库中，供所有人观看利用。自2021年10月名师库上线以来，上线推文被上海市社科联、《探索与争鸣》杂志转载，点击量总共2万多次，网站累计访问量近10万次，还专门有学者来电致谢。另外像我校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院长杜德斌教授在纪念胡焕庸诞辰120周年纪念会上做的报告明确表明他的研究很多参考资料来源于名师库，其研究发现胡焕庸是中国地缘战略研究的先驱，并首次为“南沙群岛”命名。

    第二个机缘是在校庆七十周年时（2021年），我们与中文系合办了一个“华东师范大学作家与批评家文献展”，借此机会，征集到知名作家赵丽宏、格非、宋琳等手稿文献，后转入手稿馆共计150余件，《文汇报》《光明日报》都有报道，有较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两件事，让手稿馆的建立，机缘渐熟。

    今天看来，这正是手稿馆的重大机缘。当机会来到眼前时，重要的是要努力抓住，大力促成，不然，坐失良机，是与事者的失职。胡晓明馆长在2021年校庆时及时倡议筹建手稿馆，并手写十来封书信，寄给校内诸位名教授，以获响应。并带领手稿馆筹备组员工，热忱投身于新的工作，从各个渠道，积极征集我校老教授、名师、校友及其他社会名人的手稿等资料。

    做好一件事情，仅是一些员工自己的努力是不够的。要充分利用朋友圈，利用信息时代沟通便捷与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发动更多的人、更多的机构投入手稿征集与建设。

    除了与中文系合作成功举办作家、批评家文献展之外，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学校不少教师的支持。如美术学院朱杰军老师第一时间在孔网上发现并立即购买到我校原教务长、化学系教授方禹之手稿资料后，转赠我馆。又如古籍所的丁小明教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助力者。他本身就是一个优秀的校史研究者、手稿收藏者。他不仅捐赠了10件中文系、历史系与古籍所的名家手稿，而且联手古籍所，与图书馆达成手稿整理的意向书。

    很重要的一个事，是要真正使捐赠者愿意捐、热心捐，而这当中其实是受捐方与捐赠方之间的重要结缘。这当中有很多故事值得一记。

    譬如，著名伦理学家周原冰、周关东父子资料，最开始家属并无捐赠之意，我们就提出帮忙扫描整理700多张照片以及转录磁带，并亲自为周原冰印章钤印、拓边款，然后把资料全部归还，将电子版、录音转换的内容、印谱送给家属，家属被我们不怕繁琐及细致认真的工作所感动，最后主动提出捐赠，包括相册、录音、书法、读书笔记等。

    陈伯海八十多岁高龄，得知我馆收集手稿资料，亲自分类整理，将所捐资料信息都输入电脑，把目录打印出来，并将手稿整整齐齐按照年份排序，封好袋子交给我们。后得知我馆名师库正在建设其父陈科美先生数据库，而且也收集陈科美的手稿，又第一时间分类整理好资料，主动联系我们。

    在联系历史系英年早逝的谢天佑教授家属时，通过其弟子历史系孙竞昊老师联系到谢先生长子谢贯斗，家属毫无保留全部捐赠，说这些资料放在学校是最好的归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系孙竞昊教授要出书，孙老师说想先整理出版谢先生的著作，又指导学生做谢天佑史学研究的毕业论文。在整理手稿资料信息时，我们得到了孙老师及其学生的大力帮助，最后分别从家属、孙老师、孙老师学生、广西师大出版社获得了完整的谢天佑手稿文献。

    中文系史存直先生的资料，最先得到潘文国老师的捐赠，潘老师又联系了同为史存直弟子的李露蕾老师，又蒙捐赠，并且李老师第一时间为我们联系了史先生之子、现居住在北京的史国宁，史国宁也已八十多岁，夫妇两人相继跌伤骨折，在稍事休整后就开始整理史存直资料，写了多篇回忆文章，发来许多照片。

    在这个过程中，收集者与捐赠者之间，精神与精神相融贯，意念与意念相感通。斯文骨肉，听见这些故事，就会想象那些已经离世的手稿作者，是由我们的馆员，为他们点上一炷香、点上一盏灯，引他们顺着图书馆的书香和明灯，找到回家的路。

    手稿是有温度的物件，是人性的见证。收集手稿的过程，也应该记录这些温度，见证生命的美好，以之作为馆史的一部分。一个有温度的图书馆，本身就是这个机器复制时代、信息洪流时代、数字时代的图书馆意义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