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眼中的史学家姚名达

    ■廖太燕  

    曹聚仁对姚名达尽显推服之意、惋惜之态和敬爱之情。在中国史学和目录学研究之外，姚名达还有国别史研究，关注过日本人种的历史流变等议题，有多篇文章对全面抗战前后的中日关系作了针对性的理性分析，这些文章以史学家的严谨，借助详细的数据分析从经济视角揭示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内因及其计划。遗憾的是，它们为《姚名达文存》等集子失收，他的丰富性自然也无法充分展现出来。

    忠诚正直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姚名达在抗战中勇赴国难，不幸壮烈殉国，引发了国人无尽的叹惋和悲戚，而论及悼念他的文章，大家首先会想到曹聚仁在20世纪70年代写的《有怀姚名达》：

    在床上，翻看增订本《章实斋年谱》，不觉怃然。做增订工作的姚名达兄，他和我都对文史工作有兴趣，他是梁任公的弟子，和我在上海暨南大学同事。这本《章实斋年谱》，便是他送给我的。忽忽三十年了，一般人也很少知道有姚名达其人了（任公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便是他们的笔记）。

    抗战初期，名达便从上海回到江西泰和中正大学任教（他是江西兴国人）,却于1941年秋冬间，死在江西樟树镇，死得莫名其妙。原来中正大学师生一时兴起，说是要组织慰劳团到前线去慰劳将士，由名达兄任团长，他虽是文史专家，却是十足书呆子。那时樟树虽非前线，却是三不管地区，我军前哨和敌伪特务，随时会在那儿出现。他们到了那儿，还是当作平时旅行看待。他们在一家旅店寄宿，男女团员，照样上床睡觉，既未轮流站岗警戒，也毫未做任何戒备。到了夜半日军来了，从团长到团员，都被俘虏去了。当时，十多男女团员之中，究竟几死几伤，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总之，名达兄就是这么莫名其妙地死去了。我在战场上往来，总是衣不解带、枪不离身的，而且晚上一定轮流站岗，绝不自己开自己的玩笑的，名达兄毕竟是不通军务的傻瓜。

    这是一篇重要的纪念文章，但对主人公的评价不高。事实上，在姚氏就义半个月后，曹聚仁就有封公开信刊在《正气日报》副刊《新地》第188期（1942年7月22日），名为《悼念姚名达（显微）兄》：

    名达兄：

    熙乾兄从泰和来，把你那篇《日本国名探源》带来给我，说你要我仔细看看，加点意见，全文我看过两遍，意见却只有一条：

    “纪元后一世纪到六世纪前后，日本境内还是蝦夷人的天下，现在这从南方北迁，进入日本本土，和蝦夷人血战了七百多年，才定住下来的太和民族，只能算作日本境中的一个新生势力。我们不必穿凿地定说人类的倭人便是现在的日本人。

    结尾那一小段话，我以为可以删去，因为兄既认定“狗”是他们的图腾，那么，自缢于“狗圈”，并无可耻之处，我们从学术的立场说，不必下嘲笑的语句。”

    可是这段话还不曾寄给你，你的噩耗却已到来了，真是“悬剑空墩（垅），我劳何如”。

    去年冬初，你到赣州来看我；五年相别，异地重逢，说不尽的欢欣之情，你一见面就说：“聚仁，你这些年转来转去，身体倒好起来了，几次传来你的不幸传说。海外东坡，依然健在，真是可喜的了。”你又郑重地转一语道：“聚仁，你倒真死不得的；一部国史，都在你的身上。”我听了不禁肃然！像你这样对史学有研究的人，说出这样郑重的话，我不知怎样做才不负你的期待呢？

    想不到你倒先我而成仁就义了，闲人都说你是傻子，有傻劲才是书生的本色，圣人说：“国难思荀亮”，求仁得仁，无所怨尤，你安息吧。

    读后可见，该信与前文完全不同，对姚名达尽显推服之意、惋惜之态和敬爱之情。它除了见证了曹、姚二人的交谊，也说明了在中国史学和目录学研究之外，姚名达还有国别史研究，关注过日本人种的历史流变等议题。其实，姚名达尚有多篇文章对全面抗战前后的中日关系作了针对性的理性分析，如1935年12月所写的《日本侵略华北的必然性》指出日本占领我国东北后又要侵略华北，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展的必然步骤，原因在于东北主产的大豆无法充当主粮；东北所产的小麦与河北持平，只有山东的一半，供给民众尚嫌不足，遑论分给日本军民；东北产煤与河北的埋藏量相当，只有山西的五分之二；东北不适合种植棉花，日本花费巨资试种均告失败，无法将其世界第一的棉纺织业优势发挥出来；羊毛、皮革是军用工业的主原料，东北的产量只占全国的百分之九。华北恰好盛产这些宝贝，如1934年华北的棉花产量占全国产量的43%；全国出口的羊毛91%由天津港出口，假如控制天津，每年输出可达四十万担；华北各省煤矿埋藏量占全国三分之一强，按翁文灏估计达到三分之二；华北小麦产量占全国产量的四分之一，如果水利修缮、机器种植，产量可以增长数倍。自1933年“塘沽协定”签署后，日本暂停了军事侵略，由侵占领土转入以攫取利源为手段，制定了对华北经济计划，通过龙烟铁路、沧石铁路和胶济铁路勾连起华北各地，多线路地夺取战略资源。总之，日本侵略华北的最大原因是在经济方面，“防共”不过是烟雾弹，用以蒙蔽欧美帝国主义者的眼睛，自治也是避免用兵的一种掠地手段。

    姚名达在1939年6月11日写于江西兴国的《日本南侵的政略与战略》指出，日本的侵略分作两派：主张西进的强调大陆政策，计划征服朝鲜，蚕食中国以及苏联远东各地，目的是掠取大陆资源，确保日货的倾销市场，预留殖民地；南进的主张海洋政策，计划由琉球、台湾，进而占领南洋群岛和印度支那半岛，以掠夺热带资源，驱除西洋人的势力。从表面看，前一种路线占得上风，攫取的利益更加明显，实质二者如辅车相依，缺一不可，日本政府对两种政策交相为用。占据南洋的英法美荷却在为日本侧重大陆政策而庆幸，未认识到日本入侵南洋的迫切性：一、苏联武力强旺、中国领土广大，不易征服，而南洋分属六国，布防兵力薄弱，本地土著易受诱惑，给了日本各个击破的机会；二、苏联远东、中国东北在气候上不适合日本移民，而南洋气候温暖、雨量充足，适合日本人生活，丰富的优质资源正是日本急需的；三、大陆政策必须由海洋政策辅助，只有占领南洋，才能封锁中国的海洋门户。英法美荷四国心怀侥幸，通过国际贸易数据判断日本对南洋的资源和市场“并不十分需要”，殊不知如果不受输入限制法和关税壁垒的阻碍，南洋是日本商品最好最大的倾销场，占了生丝、丝织物、棉织物等大宗出口商品份额的半数。日本一边推行大陆政策，一边偷偷做好了进攻南洋的准备，预先占据了具有战略地位的海岛和港湾，欧美的近视政治家小觑了日军的野心，以为日军深入到中国内地便无力侵略南洋了。作者呼吁南洋侨胞要努力协助祖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呼吁控制南洋的欧美各国警惕起来，不要养虎遗患，不能限制华侨的爱国运动和军火运输，从而帮助中国抗战，阻止日本侵略南洋。

    这些文章以史学家的严谨，借助详细的数据分析从经济视角揭示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内因及其计划，客观而可信。同时，为了表述更加清楚，姚名达还为《日本侵略华北的必然性》等文章配上了自绘的手工地图，清晰地标注了东北、华北各省的地域、物产、交通等情况。颇为遗憾的是，它们都为《姚名达文存》等集子失收，被研究者忽略了，他的丰富性自然也无法充分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