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新报》上的陈子展佚文

    ■陈启明 

    既是名教授和文史学家，也是知名度很高的多产作家，可惜陈子展的许多作品（尤其三四十年代的作品）几乎没有编集成册。从《青光》到《新上海》，陈子展与《时事新报》副刊的因缘前后维持了近十三年，发表的文章至少有七十余篇，其中大多未被研究者提及。这些佚作即是有力的明证，希望能够有助于陈子展研究的深入。

    陈子展（1898-1990）原名陈炳堃，字子展。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国文学史讲话》《诗经直解》《楚辞直解》等。他既是一位名教授和文史学家，也是知名度很高的多产作家。可惜他的许多作品，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的作品几乎都没有编集成册。2012年，康凌曾辑得《申报》上发表的陈子展部分杂文编成《蘧庐絮语》一书，由海豚出版社出版，后又将相关佚文辑录刊于《史料与阐释》(2015年12月第3期，复旦大学出版社)。今所见201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陈子展文存》所收杂文，即以康凌所辑为基础。惜此后未再加辑佚。兹就本人在《时事新报》上所见陈子展佚文辑述如下。

    《时事新报·青光》上的佚文

    陈子展最早在《青光》上的亮相当在黄天鹏主编时期。他于1934年3月21日、23日以笔名“于时夏”发表了《诗经试译》，以白话翻译《葛藟》和《伯兮》两篇，均被收入1935年2月在太平洋书店出版的《诗经语译》一书。同年11月他在该刊又发表了《关于中国文学的起源》，对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关于文学起源问题进行讨论，后在此文基础上继续补充，写成《关于中国文学起源诸说》一文,刊于1936年《逸经》第16期。

    1935年初朱曼华接编《青光》后，力邀陈子展、周木斋、林徽因、王淑明等新文学作家写稿。陈子展盛情难却，开始在该刊上开辟了题为“史田拾穗”的专栏，他在《〈史田拾穗〉序》中写到“从历史上看看中国过去的文化，清算一番，研究一番，或许于中国现在、未来的文化都有许多帮助，也未可知，至少比目前信口高呼要好多了。”除申述自己的写作意义外,亦说到了《青光》主编朱曼华约稿的情形。

    1933年春受聘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后，陈子展生活相对稳定，从1934年4月10日至次年9月25日便以连载的形式将这组“史田拾穗”陆续呈现给读者，前后三十二篇，长短不一，却足见他在史学上深有造诣。他曾精读和翻阅“十七史”和《通鉴》数遍，对古书、古事随手拈来，或引古证今，或针砭时弊，写得挥洒自如。其中如《明君曲考》，从胡适“明妃曲”、刘半农“昭君出塞”谈起，征引《南史·沈文季传》、中唐诗人王建《观蛮妓》，以及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从而提出定名“昭君变”的观点。《你与汝》一文由林语堂作文常用“汝’字谈起，例举《北史·许善心传》《李幼廉传》说明“改汝为你”最早起于南北朝时期，对“你字最初见于敦煌石窟发现的唐五代白话文学”说加以更正，并补说现代方言中仍保留称你为汝的例证。《孝经退贼》以汉儒主张通经致用讲到“孝经退贼”的笑话，从《后汉书·盖勋传》说到《向栩传》，最后指出“听说现在又有人印发孝经，作为止乱的一种方略了”，嘲讽当时死灰复燃的读经运动。

    同时他还在《青光》上发表了很多不属于这个专栏的单篇文章。如《中秋玩月》回忆故乡中秋习俗，并考证中秋玩月的习俗起源，结语处笔锋却陡然一转，“其实，我们的诗人也不会有封建社会里的诗人那么悠闲自在的雅兴了。何况再过一星期，翻着新历，便是九月十八日，真是具有敏感的诗人，要做诗也不会毫无心肝，吟风弄月了罢。”《沈万三的传说》一文，原是为好友黄芝冈《沈万三传说考》所作的跋尾。作者先是根据清人王有光《吴下谚联》用风趣的白话讲述了沈万三叫沈死鬼由来的传说，接着征引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卷八“沈万三秀”条考证其籍贯、里居、筑城、犒军、招祸之由、流放之地、致富之因以及子孙状况等事，同时谈到清人笔记褚人穫《坚瓠余集》、许秋垞《闻见异辞》所记“聚宝盆”的来源和去路，结尾说到“如今考古学家不必劳民伤财，远到安阳殷墟等处大规模的挖掘几片枯骨不如掉转锄头，回到南京，挖掘‘聚宝盆’，须知挖掘不出，证明‘聚宝盆’这一传说的不可靠，在考古家看来，也算不白花钱，不白费功夫罢”，涉笔成趣却又引人深思。

    《送熊谨南归序》则是一篇为学生熊瑾返乡所作的赠序，文章一开始就是作者用白话诗译出屈原《涉江》里的一段：

    早上从枉渚出发，

    夜里就睡在辰阳。

    只要我的心里真是正直，

    虽窜到偏僻的远地有甚悲伤！

    船进了溆浦我就彷徨起来，

    我迷惑了不知道我往那里去。

    那一带黑沉沉的深林，

    正是猿猴之类在住。

    山顶的高呵可以遮住阳光，

    山脚的黑暗好像是多下雨。

    雪花纷纷的乱飞一望无涯，

    云朵一层一层的压在人家的屋宇。

    可怜我没有人生的乐趣，

    孤零零地来到这样的山中。

    我不能改变心思同流合污的混，

    活该一生愁苦一世的穷！

    这是迄今所见陈子展意译《楚辞》最早的文字。他对《楚辞》的系统探讨至五十年代末才正式启动，然从这篇佚文中我们不难窥见早在三十年代已萌生的兴趣。作者还特意突显译诗中所渲染的悲壮气氛，“屈原在一个雪花纷飞的时候，不能不走向那有高山深林的辰阳溆浦一带地方去。他眼见祖国受着强邻侵略亡在旦夕的当儿，却不许他急起救亡抗敌。像他那样热血腾腾的男儿，只能独自狂歌大叫，略略宣泄他的愁苦、悲愤，难道只是他个人的不幸？”紧接着叙述了屈原诗之所以至今仍深深打动人的原因。而顺着屈原“涉江”所到的地方也正是熊瑾的故乡说下来，对这位曾旁听他的“楚辞”课程又参加过上海学生救亡运动的同乡，临别之际更是寄以厚望：“希望他能够尽他的最善之力，深入大众的阶层，和大众一伙儿从事抗敌救亡的工作。我们固然不必说，‘若道中华国可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囿于地方的偏见，特别夸大湖南人的精神，何况最近几年里的湖南，在某种现象上，已经是死气沉沉的了。熊君归去，能够把湖南方面‘潜在黑暗之底的生气’的消息告诉给我们么？”

    陈子展在1936年6月4日《青光》上发表《中外财神考》，此后他的作品就不再在该刊上出现。而再在该刊亮相已到了五年之后。因抗战爆发，《时事新报》内迁重庆，《青光》已改由崔万秋主编。1941年10月28日《青光》上刊载了《赠剑岚二首》，陈子展时任重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与系中同仁相处融洽，剑岚即吴剑岚，为该系专任教授。陈子展在诗尾附注云：“剑岚，诗人也。卜居北温泉，常徒步十余里到校授课。去泉八九里，缙云山上有寺，太虚法师设汉藏教理院于此。寺古名相思，以山上产相思竹故。山门闳敞，夹道有双松，予每诣寺，辄盘桓其间不欲遽去云。”可见两人诗文往返，时相过从。1942年2月17日《青光》上刊登了一篇署名“于时夏”的《拟“复旦大学文学研究会”会歌》，应陈子展之邀，老舍至该校文学研究会举行文学讲座，适有余兴而作此歌，陈子展因录此歌以寄《青光》。此期他还陆续写了《赠郭鼎堂先生》《简初大告先生》《李白华教授新婚索诗为此以贺》《老向兄为六家编印民众读物至千种为作此诗以张之》《江龙渠（万平）先生笃嗜易学为书便面一绝》等，虽大都是旧体诗，并不是正式文章，然除《赠郭鼎堂先生》，均是新发现的集外文字，或可对进一步了解陈子展旧体诗的创作风貌。

    《时事新报·新上海》上的佚文

    《新上海》原为黄天鹏主编《青光》时期的姊妹刊物，1937年7月14日，由于《时事新报》决定恢复《学灯》和增刊六种周刊，《新上海》因篇幅关系一度停刊。1946年9月1日正式在上海复刊，而陈子展接编《新上海》当在此后不久。1946年10月《复旦》校刊刊载一则题为“中文系陈子展主任主编《时事新报》‘新上海’副刊”的消息：“‘新上海’副刊主编，聘由我校中文系主任陈子展先生担任，而由杨玖生同学负其实责，该副刊占有一页地位，编排设计深具匠心，内容以文艺诗词专论为主。”杨玖生时为复旦新闻学系四年级学生，师生校友自然是主要的约稿对象。索天章、汪旭初、郑业建、朱锦江、陈左高、杜月邨、章泰笙、李汉煌等先后在《新上海》上亮相，而应陈子展之请，赵景深的《山城书简》（十七通）、李青崖翻译的西班牙小说家伊巴臬兹的《将军的那辆汽车》《祖母》《玛丁纳兹将军之变》均以连载的方式在《新上海》上出现了，为该刊增色不少。除复旦师生外，陈子展甚至争取到了熊十力的大作《中国哲学与西洋科学》，使得《新上海》的内容愈发充实。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主编的陈子展在《新上海》上发表了不少新作，《题鲁实先史记会注考证驳议兼寄杨遇夫潘硌基》《郭沫若与鲁实先》诸篇因已见相关著述，故不再引录。而《就黄梨洲论文》《与柳亚子先生论南明史事书》等均为未著录的佚作。在清代诸儒中，陈子展最为关注黄宗羲，早在《中国文学史讲话》第八讲（《从旧文学到新文学》）中即有推赏之语：“他选《明文案》就以情为标准，强调了情在文学上是唯一的要求，简直可以说他是唯情主义者，这是他的特识。”（1934年，北新书局出版）。而在《就黄梨洲论文》一文中，更具体地对黄宗羲的论文旨趣加以发挥，“黄宗羲是一个至性至情中人，所以能为游侠，为孝子，为忠臣，为遗老。他不持文以载道的偏见，而说虽是煌煌大文，而无可以移人之情的，便是刳然无物。甚至说，只要是出于至情的语言声音，就是文学，虽然其人是不识文墨的民间男女，也就无愧文人。这样强调情感为文学的主要的要素，无异是说，文学主要的效能在能移人之情，具有陶冶性灵的价值，具有情操教育或感情教育的价值”，作者刚历经抗战苦痛未久，对黄宗羲以艰贞蒙难之身坚持民族气节尤有共鸣，并对其唯情论给予充分的肯定。《与柳亚子先生论南明史事书》是陈子展在复员回沪后写给柳亚子的一封公开书函。从柳亚子的旧体诗谈起，以为“先生虽和吾师陶行知先生所使用的诗体不同，同为民主世纪的中国大诗人则一”，接着由搜集整理南明史料，而及“南明史载笔的第一人”黄宗羲，进而建议“始终参加进步运动”的柳亚子于南明史外更当留心搜集、整理研究当代史料，“岂仅有裨于史氏之缺文，实为中国民主斗争史的第一个作者，这是梨洲先生在史学上无法和先生争此位置的了。”信中既谈诗歌，又涉史料搜集，娓娓道来，切实中肯，俨然是与旧友的知心之论。

    从《青光》到《新上海》，陈子展与《时事新报》副刊的因缘，时断时续，前后维持了近十三年，发表的文章至少有七十余篇，其中大多未被研究者提及。“先生勤于磨砺，运思敏捷，练娴文言和白话各体文章的写作，笔致清健，风格泼辣，又是同辈人中少数几个能写八股文的作家之一。”（陈允吉《陈子展先生》，陈允吉著《追怀故老》，商务印书馆2019年3月）。《时事新报》上的这些佚作即是极有力的明证，希望能够有助于陈子展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