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片亦能著新篇——《元代地方行政运作研究》读后

    如所周知，黑水城文献是我国近代以来继殷墟甲骨文、秦汉魏晋简牍、敦煌文书、内阁大库档案等之后，又一考古新材料的重大发现，是研究唐、五代、宋、西夏、辽、金、伪齐、元代（包括北元），甚至包括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文化、社会、宗教和语言文字等多方面内容的珍贵资料。据白滨先生《被遗忘的旷世遗珍——黑水城与西夏遗书》一文披露，该批文献总量当在10万件以上，孙继民先生则称其为近代以来第“五大”考古材料的新发现。黑水城文献的发现也直接催生了一门新兴的国际性学科“西夏学”（或称“黑城学”）的诞生，当前其影响力正在逐步提升和扩大。在黑水城文献中，藏有数以千计的元代文献，可堪称元代一手文献资料的宝藏，其对于新发现资料相对缺乏的元代而言，具有不言而喻的价值和意义。杜立晖先生所著《元代地方行政运作研究——以黑水城文献为中心》一书，即是“黑水城文献”研究的新创获。

    在中国古文书的研究中，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起步较早，其整理研究方法是学界公认的比较成熟、规范的研究方法之一。而在主要以西夏、元代文献为主的黑水城文献研究领域，因时代壁垒，很多敦煌吐鲁番专家、学者并未参与其中，这也使得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研究方法长期以来并未能在相关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杜立晖先生早年经过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专业学习训练，且长期从事相关文书的整理研究工作，故能自觉地将相关古文书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黑水城文献的研究之中。如该书利用黑水城文书在开展相关研究之前，均首先对照图版，对文书进行细致的整理释录，以为后续研究奠定扎实、准确的基础。如在黑水城元代信牌文书的研究过程中，就涉及到一件被学界定名为《赡站地典与阔阔歹耕种案》的文书。作者经过仔细辨别，识读出其中的“今发信牌壹面”及最后一行的“发行”等文字，由此确认了相关文书的性质是下发的“信牌文书”。这种细致的整理工作，还体现在对相关文书的缀合复原上，如在研究黑水城站户签补文书时，作者通过对F116：W434文书的缀合复原，展现了该件文书的原有面貌，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当然，该书对于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研究方法的运用，还体现在细致入微的文书文本信息解读、文书结构层次分析、文书时代、性质判断等多个方面。由于中国古文学方法的加持，该书能够对“黑水城文献”加以准确识读、判断，这使得利用该批文书所得出的相关研究结论，具加坚实、可靠。

    黑水城元代文献虽然数量巨大，总数在四五千件之间，但该批文献却以残件居多，李益友先生《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卷）》一书所勾稽、整理出的相关完整文书、文献也不过760件左右。因此，文书的残片化，又加之相关文书多用行草书写，这就给学界利用该批资料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该书的作者通过对全部黑水城元代文献的细心搜集、整理，在众多的文书残片中，慧眼独具，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文书信息。如关于元代朵思麻宣政院文书，其现存文字仅4行，20余字，属于典型的文书残件。作者通过仔细辨析，从中识读出了不见于传世典籍的“朵思麻宣政院”这一机构，并结合时代背景及传世文献的记载，进一步探究了元代行宣政院、朵思麻宣政院等机构之间的关系，由此还探讨了该机构的设置缘由及其背后可能发生背景等问题。再如关于一件黑水城元代《审理罪囚文卷》的研究，该件文书也不过仅存6行文字，作者利用这些残存的文字，复原出了元代肃政廉访司分司录囚的复杂流程，使得该项制度的运作过程得以展示于世人面前。该书中，类似于这类的研究尚有很多，相关研究多是通过对某一残件，或某几件文书残件的研究，从中发现了元代制度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从而使文书的补史与证史价值得到了深入发掘，充分显示出黑水城文书在元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该书研究中的另一特色，即文书学与历史学研究的有机结合。在相关研究中，作者往往先对有关文书开展文书学的考察，解读文书的文本状态、内容、结构、层次、性质等，并据此对文书进行准确定名，从而为利用文书打好基础。然后再运用“二重证据”“多重证据”等历史学研究方法，开展具体问题的研究和考证。黑水城文书是相关问题研究的切入点和出发点，而不是研究的全部。如关于元代付身文书及付身制度的研究，作者首先对黑水城文献中元代付身类文书的性质、类型进行了考证、说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此前并不为学界注意的元代付身制度的渊源、性质，再进一步结合传世典籍、石刻、县志等材料，分析了元代付身的发放机构与授予对象，并对宋元之间付身制度的承袭与变化问题，做出了深入探讨，且通过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最终得出有关元代中央集权及其行政运作体制特点的认识。可以说，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文书是研究的依据，但研究又不仅仅局限于文书，通过文书学与历史学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使得该著的问题意识突出，在元代地方行政运作研究等多个方面实现了较大突破。

    诚然，该书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如在黑水城文书的利用方面，目前该书主要采用的是其中的汉文文书，对于相关的蒙古文文书，利用较少，在这一方面还有较大的开拓余地。也正如作者在该书“结语”中所言，因黑水城文献中元代行政类文书数量众多，无法在短期内做到面面俱到。因此，在黑水城文献研究领域，还大有文章可为。故而希望作者能够在该领域继续深入耕耘，为学界奉献更多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