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建构研究之典范

    《史记》是史学经典，这一点世所公认，然《史记》又何以是一部文学经典？它是怎样成为文学经典的？这是两个递进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张新科教授近二十多年来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已经很好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其前十多年的研究成果在努力回答第一个问题，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在努力回答后一个问题。其最新被收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力著《〈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就是张教授最近十年来研究成果的代表，第一次完整深入地回答了“《史记》是怎样成为文学经典的”这一重大问题。该书的学术贡献，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方面，该书是对《史记》及汉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推进。该书从文学角度研究《史记》，取得了重要的学术突破，它第一次系统深入地对《史记》文学经典化的过程进行了探讨，深化并推进了学界对《史记》及汉代文学的研究，成为《史记》及汉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立足于《史记》的文学接受和文学传播，该书展现出宏大的学术构思。《绪论》部分高屋建瓴，论述何谓“经典”，以及《史记》从史学经典走向文学经典的主要历程，其中阐释了史学和文学相继脱离经学走向独立的相关问题。正文共十个章节，分为紧密相连的三大板块，第一板块为“溯源”，阐发《史记》对前代文学经典的接受，重点放在“六经”、诸子和《楚辞》；第二板块是全书重点，以历时性逻辑梳理了《史记》文学经典化从汉魏六朝的“起步”，到唐代《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奠定”，到宋代《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到元代《史记》文学经典化的“新变”，到明代《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到清代进入《史记》文学经典化的“高峰”，到近代《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加强”，到当代《史记》文学经典化进入“新时代”，完成了《史记》的文学接受通史；第三板块论述海外《史记》文学研究对经典建构的作用，拓展了横向空间维度，使我们对《史记》文学的世界传播有了全面的了解。正文之后还有《余论》，宏观呼应《绪论》部分，进一步从理论上补充阐释《史记》作为司马迁立言不朽的“经典”，其内涵之丰富性，道路之曲折性，意义之重要性，以及文学价值之独特性。附录部分收录了三篇张教授对清代以来阐发《史记》的三部学术著作的再阐发，以补充前文某些部分未能深入的不足。整个研究体现出综合化、理论化、世界化的特点，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相结合，既有史的发展脉络，又有具体问题的细致考察，不空发议论。

    该书从文学接受角度研究《史记》，以接受史为经，以作品为纬，总结每一时代的接受特点，展现《史记》文学接受史全貌，提出一系列新观点。譬如：认为司马迁创作上大量汲取前代经典的营养对《史记》成为不朽经典具有重要意义。东汉中期以后，《史记》在社会上得到比较广泛的流传。从经典影响史的角度分析了汉魏六朝时期的叙事文学、诗歌以及文学理论方面的影响，认为此期形成了关于《史记》文学价值的初步认识、认可和评价，揭示了《史记》文学的某些特质。认为唐代《史记》已广泛传播，加之科举考试、“三家注”的出现、古文运动以及文学作品对《史记》的学习与借鉴，奠定了《史记》文学经典的地位。认为宋代开始了从审美角度对《史记》的文学评论，文人在文章学角度的新颖评论与见解影响深远，确立了《史记》文学经典的地位。认为近现代兴起的推广普及、系统研究，尤其是文学史著作和教材的编写等途径，使得《史记》的文学经典地位越加巩固。等等，不一而足。

    另一方面，该书为经典建构研究树立典范。借助童庆炳先生关于文学经典建构内外因素的理论，为我们揭示了《史记》文学经典形成的内在和外在因素，通过对《史记》文学经典化过程和途径的探讨，揭示了经典建构的一般性规律：“内因”即自身价值是其成为经典的基础，“外因”即历代及海外接受推崇及阐释是其成为经典的主要原因。张新科教授在阐释经典建构的过程中将“内因”“外因”结合并以“外因”为主干，清晰地勾勒出《史记》经典建构的全程，从而为学界提供了经典建构研究的典型范例。该书还揭示出《史记》从产生以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命运不济，从汉代的接受低点到近现代的接受高点，共经历了八个发展阶段，总体上呈现逐渐上升的规律。这与大多数作家作品有起有伏的经典化过程是不同的。

    其上升过程中最重要的有四个关键节点：一是唐代《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奠定”，二是宋代《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三是清代进入《史记》文学经典化的“高峰”，四是近代《史记》文学经典地位在“高峰”基础上的“加强”。其中唐代《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奠定”，点出主要原因是韩柳“古文运动”，可谓一针见血，洞若观火。至于宋代《史记》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该书指出印刷术的发达、文学评论风气的兴起等是“宋代在《史记》文学经典化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切中要害。第三个节点清代进入《史记》文学经典化的“高峰”，该书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超迈前代作出详尽评述，并指出清人普遍的问题意识。尤其是第四个节点，在“高峰”基础上的“加强”，真可谓“顶峰上的顶峰”。该书敏锐地认识到近代以来大中学教材的勃兴，对于经典建构的意义是空前的，并指出“文学史著作和教材编写强化了《史记》文学经典的地位”。

    该书揭示出《史记》文学经典至宋代“确立”与史学经典确立同步，与《汉书》接受呈现此消彼长的规律。从史学经典构建的立场看，宋人对《史记》的评价较唐前有了重要的变化。宋代史家有追求会通的风气，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通贯性的著作，郑樵的《通志》亦然。他们从会通的角度看《史记》，自然会给司马迁以很高的评价。因此，《史记》史学经典地位的“确立”时间也是在宋代。《史记》作为史学和文学的双重经典，向来和《汉书》相提并论，并且在它俩的经典建构史中有一个优劣比拼的过程，称为“史汉优劣论”或“班马优劣论”，《史记》与《汉书》的经典建构历程呈现此消彼长的规律，所以研究《史记》的经典建构史离不开与《汉书》的比较。

    总之，该书第一次系统深入地对《史记》文学经典化的过程进行了探讨，对两千多年来中外《史记》文学阐释史、审美效果史、经典影响史进行了综合研究，总结了历代《史记》文学接受的规律性认识，拓展了人们对《史记》的文学认知，是对《史记》及汉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推进。

    （作者：罗剑波，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