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传》中,蒋蓝以《山海经》《蜀王传》《华阳国志》《太平御览》等历史典籍为依据,充分吸收文物考古的最新成果,开展了田野调查踏勘求证。
著名史学大家司马迁在《与任安书》中表达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志向。当今蜀地作家蒋蓝,颇有史迁之志,以作家之才情与史家之宏愿,厚积薄发,为世人奉献出了大气厚重的《成都传》,全面、系统、深入、详实地展现了从蜀山、古蜀国、秦代蜀郡至1949年来4000多年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历史嬗变。
在《成都传》中,蒋蓝以《山海经》《蜀王传》《华阳国志》《太平御览》等历史典籍为依据,充分吸收宝墩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文物考古的最新成果,开展田野调查踏勘求证,通过历史典籍、文物考古和田野调查,以历史学的严谨、出土文物的实证、田野的历史遗存“三重证据法”,由表及里、去伪存真,条分缕析、层层深入,从蜀山的传说、古蜀王朝的起源,清晰地呈现出古蜀人的神话世界和古蜀先王的传承体系。在书中,蜀王都是神性的人王,他们来自与神灵,死后又归于神灵。有教民养蚕的蚕丛,导民捕鱼的鱼凫,教民农耕的杜宇,率民治水的开明。他们有神性的降临,却又脚踏古蜀大地,以民为本、改善民生,专意为民众谋福祉,不离人间烟火,又是可亲的人王的形象。
《成都传》对古蜀神话世界和帝王世系的辨析,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较强的学术性,又将史家的眼光与文学的叙事相结合,为我们展现了古蜀先王可亲、可敬、可爱的神人合一的形象,揭示了古蜀神话传说背后隐含的历史真实,重现了古蜀先民幼年时期的历史记忆和英雄崇拜。这对于当今成都传承和弘扬古蜀古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很有启发。
蒋蓝在《成都传》中说:“成都是中国十大古都之一。这座古老的城市文明由4500余年前的宝墩文化开启后,书写了2300余年城名未改、城址未迁以及城市中心从未偏移的城市发展传奇,所形成的天府文化,根植于中华文化,繁茂于巴蜀文明”,勾画了以成都为中心的巴蜀文化演进的历史脉络和地域特色。其所阐述的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文化,不是孤立封闭的地域文化,而是根植于中原华夏文化并与之血脉相连的,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创造性的蜀地文化。在书中,蒋蓝讲述了从秦国灭蜀国后一直延续到西汉晚期的蜀地大移民,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移民运动,成都正是这一移民运动的中心。移民给蜀地带来了中原文化艺术、农耕技术、冶炼技术等,“无论哪一类入川移民,开始与古老的巴蜀文化‘对撞生成’出一种崭新的文化”。因此,《成都传》通过从持续300多年的首次“入川移民”运动,揭示了以成都为中心的巴蜀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第一次大融合,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都传》以浓墨重彩描述了西汉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兴学,创办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办学府“石室学宫”的事迹。通过蒋蓝的铺叙,我们看到文翁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尤其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为改变“蜀地辟陋,有蛮夷风”的现状,到任之后就开始实施教育大计,揭示了以成都为中心的巴蜀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第二次大融合,也揭示了巴蜀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
《成都传》还以“自古诗人皆入蜀”等专章,讲述唐代“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元稹、高适、岑参、薛涛、贾岛等73位诗人在成都的宦游经历和诗歌创作,两宋时期黄庭坚、宋白、张泳、宋祁、陆游、范成大等300多位诗人在成都或宦游或羁旅的生活。唐宋文学大家们以诗言志并咏唱蜀地山川风物,带来了中原文化与蜀地文化的交汇融合、互相砥砺,促进了巴蜀文化的繁荣发展。《成都传》站在中华传统文化多源共生、互相交流融合、共同推进中华文明进步繁荣的高度,叙述中原文化对巴蜀本土文化的滋养和催生,揭示巴蜀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巴蜀地区的融合创新,与中原文化血脉相连,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
《成都传》还着力书写成都2400多年来深厚的诗文积淀和诗意氤氲的城市气质,凸显成都作为中国著名的浪漫之都的人文风情。历史将诗意和浪漫“移步换景”,在唐代上演了才子与才女的浪漫爱情故事,这就是著名诗人元稹与女诗人薛涛的相遇、相知、相爱,又成为一段文坛佳话。《成都传》中描绘的曾经风行的“薛涛笺”,薛涛留下的诗集《锦江集》,“薛涛墓”“薛涛井”“望江楼”等历史遗迹,仍然在向人们诉说着这激情奔放的爱情故事。往事越千年,薛涛香魂犹存、浪漫依然。
为什么自古以来,人们一再告诫天下人“少不入川”?蒋蓝的《成都传》为我们揭开了谜底:因为成都这样一位“花间美人”太有魅力,没有人能抵抗她灿烂奇幻的本土文明、深厚的历史积累、独有的人文风情和芙蓉花般的美丽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