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访谈】
这部书我想了半辈子,早年就开始做各方面的资料收集工作。这是命里注定的书写任务,一天不完成,心中即惴惴。
《协和大院》对韩小蕙来说,是一部不得不写的书。但她想了半辈子,竟迟迟未能动笔。
“说来真让人难以置信,让我迟迟下不了决心的,反倒是素材太过于丰繁,这么多历史事件的曲曲折折,这么多大人物的起起伏伏,这么多思想、文化、观念、人性、人心、道德、是非、荣辱的交汇与交锋,怎么把它们表达出来——该用什么体裁,方能够实现得最为完美呢?”韩小蕙曾一度在散文和小说之间犹疑不定。她早年写过小说,如果这些历史片断以小说的形式承载也许更自在,毕竟小说的疆域更宽广,可以信马由缰,可以借着故事和真人假事、或假人真事、或假人假事、或真人真事无限演绎。但当她读了一系列世界名著,发现“名著是名著,我是我”,名著每一部都行云流水,人物活灵活现,而到了韩小蕙这里,却“故事越编织越成碎片,就像一滴水珠掉进了一片汪洋里,连水花都没溅起来就不见了踪影”。
在中国散文学会王巨才会长的鼓励下,韩小蕙还是决定写散文,对于协和大院来说,任何的虚构都只会减分。真实是作品最重要的因素,这是文学最有生命力、最具价值的部分。
一槌定音之后,韩小蕙感觉自己来到了一片广袤开阔的所在。她说:“我的信心慢慢升腾起来,身上充满了力量。”
中华读书报:《协和大院》的写作酝酿了很长时间?您以“外交部街的女儿”自称,常有“我们协和大院”这样自豪的口吻描写,协和大院顿时变得亲切了,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阅读体验。能否谈谈您在创作中的独特感受?
韩小蕙:《协和大院》是我半辈子一直想写、一辈子最重要的一部书。自1985年写下一篇散文《我的大院,我昔日的梦》之后,几十年间陆陆续续又写过几篇,却一直未尽情,一直心心念念放不下这件事。
谁让我是这个著名大院的女儿呢?谁让我一直在这院子里生活了60年呢?北京的“大院”虽多,但这么独特的大医之家、欧式大院却只有一双,另一个姐妹院是据此只有一箭之隔的北京东单北极阁26号院。两个大院都是中国医学科学院下辖的宿舍大院,一个称“北院”,即我住的大院,面积略大,住的名医略多,名气更大些,因而是“姐姐院”;另一个称“南院”,更袖珍些,是为“妹妹院”。协和大院独特的美国乡村式别墅和英国哥特式洋楼,独特的中国顶尖名医和名人,独特的大医文明和大医文化,独特的百年经历和起伏命运,构成了深藏在皇城北京中的别一种风景、别一番故事和别一番沧桑。所有这些,外人写不来,历史又必须有此一笔,故只有我来操板弦歌了。
这是命里注定的书写任务,一天不完成,心中即惴惴。
中华读书报:《协和大院》记述、描写了一批曾在大院里居住过的协和医院大师级名医:林巧稚、黄家驷、吴蔚然……您和他们的交集,如果只凭童年时代的记忆恐怕不够,如何充实、丰满这些大师的人物形象,您是怎么做的?他们的资料如何获取?有没有进行补充采访?
韩小蕙:视角就是我的眼光,第一人称对于这部书是非常合适的,能够以“我”带出各种人物,以及社会、时代、历史、文化、文明、文心,更重要的还有许多只能意会、不能言说的思绪。
前面说过,这部书我想了半辈子,早年就开始做各方面的资料收集工作。上世纪80年代、或者说更早,在很多大医、干部们还在世的时候,我就采访过他们,比如劳远琇大夫,仁慈心善,普医众生,得上天奖赐活到94岁,她曾详细给我讲过她当年怎样从湘雅医院一路走来。我还采访过别的人物以及他们的家人,比如黄家驷院长的儿媳妇曾跟我是一个工厂的工友,池芝盛大夫的女儿就是我小学中学的同窗,利用各种关系,努力得到准确的第一手、第二手资料。当然这远远不够,各方面的文件资料,实地的勘察,甚至外地、国外的,一言难尽——话说回来,哪个写作者不是这样辛苦工作的。
中华读书报:协和大院的人物群像在“我”的描摹下栩栩如生,更为关键的是,您写出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写出了他们救死扶伤的大爱和家国情怀。
韩小蕙:这确实是个艰难的工程。刚开始像面对着“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一地碎花(或者说一地鸡毛也并不夸张),虽然五彩缤纷,但怎么才能把它们撷到一堆,扎成一个美丽无比的大花篮呢?
颇费思量!对于文学作品来说,这个最佳的“施工方案”是什么呢?我认为是结构。为此,经纬交织,光芒四射,我采取了“纵深掘进”和“横宽拓扫”两种模式。要“掘进纵深”,就必须跳上历史的云端,像乘着一架时空宇宙飞船,由远而近,由外而内,捕捉北京城的建城史及百姓的生活史,捕捉中华传统医药文化及现代医学的演变。而要“横宽拓扫”,则需要全方位、多角度,尽量以第一人称身份,以自己对世事人生的理解,去贴近人物,用亲历的故事来有血有肉地塑造他们。所以,我曾数次推翻了引出人物的结构方式,尽量让每个人物的“出场”都不雷同,要好看,要像戏曲舞台上的人物一样,一亮相便能赢得一个碰头彩。
对的,我要抓住的,就是这种有血有肉有温度的细节。为此,我占尽了协和大院的天时、地利与人和,让几十位大医们闪亮出场,各自演绎出他们最精彩的“折子戏”:有的是在父母家里的日常琐碎,有的是在兄弟姐妹当中出类拔萃或不显山、不露水,有的是儿女眼里的严父慈母,有的是大院口碑中的“好人”,有的是病人感谢信里的“菩萨”,有的高高悬挂在医院的模范墙报上,有的大篇幅记录在中国医学史档案中……天女散花,七彩缤纷。霞光万道,满天云锦。前世今生,惊艳传奇。大江大河,惊涛拍岸……我自己颇为满意的是,居然发现了深藏在他们身上的密码,从而把他们编织进一幅奇妙的“星象图”——把他们的特点抓出来,用归纳法加以集中归类,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我最偏爱的是《三十朵金花》上下两章,用冰雪聪明的女儿们引出他们的父母,顿给大院的杰出人物榜增添了灵秀艳丽之气,也使这些大医神医的形象更加贴近生活,更加具有栩栩如生的动感——这应该算是我的一个神来之笔吧。
中华读书报:作品既展现了协和大院里的各色人物命运,也并没有回避品行卑劣的小人(写他们的行径甚至用了“它”)、还写到了后来在大院租房的北漂……您的爱憎分明,对协和大院历史文物不断被破坏的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写的时候,是否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或使命感?
韩小蕙:太对了。我自己的写作追求,就是那段话:“力求跳出小我,获得大我的人类意识,或者更准确地说,以一己的倾吐表现出人类共同的情感与思考”。
这辈子我所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吃喝享乐,这跟我的新闻人职业定性有关,也跟我个人的世界观紧密相连,我觉得这样活着、这样写才有意义。
我们这代人,从小是生长在正统环境里的,“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受到的全是正统教育。我们家也是正统教育,除了党和革命的教育,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这些因素综合形成了我的世界观,作为一个知识女性、一个编辑记者、一个新闻人、一个作家,我追求的做人境界是“天下为公”,是“推动天地人心的进步,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这种家国情怀是我终生追求的。我最推崇的古人是范仲淹,他的《岳阳楼记》在我这里,是被推崇为千古第一至文的。从南开上大学回来,我进光明日报社做了记者,工作又和这种“先天下”、“天下为公”的境界相融合,因为新闻事业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行业,推崇为推动社会前进而献身一种境界。所以我一直庆幸,当记者是我这一生的荣幸。我特别热爱新闻职业,曾经有好多次,别人劝我去当专业作家或做官,我都不愿意去,不愿意放弃新闻人的身份和荣耀。这种荣耀是什么呢?决不是表面上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做一点直接推动社会进步的工作。所以,我一直坚持在新闻的岗位上没有离开。我庆幸自己的工作与自己的心境、自己的爱好、自己的追求是完全一致的。过去有先哲说过,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是世界上非常幸福的一群人,我深以为然。
当然这只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对其他人和作家来说,人们可以有千百种活法和写法,都可以活色生香,精彩绝伦,由此才构成了我们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
中华读书报:当时的工资、甚至一瓶北冰洋的价钱,您都能记得清楚,作品写协和简史,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您写医学大师,也写了他们的儿女,“医二代”甚至“医三代”,由此呈现了协和大院的变迁史,对于“史”的把握,您更看重什么?
韩小蕙:这问题提得真好,深入肯綮了。我最看重的是文明程度,小到个人的修为,大到社会的水平,再大到全人类的整体状况。这真不是我们过去天真地以为的,人类文明总是在不断进步,不是的,有时候历史是会倒退的。我想以自己这部小小的书展示出中华文明的高度,中华传统文明、文化源远流长,民族涌现出多少英雄人物。即使平凡人物身上的闪光点,也是我们的楷模。中华民族曾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文明不能在我们这一代走失。
中华读书报:您的创作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小我到大我,到今天的《协和大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如何评价自己的创作所经历的这些变化?
韩小蕙:写作的过程是学习的过程,不断以优秀作品为榜样提升自己的过程。越写越动情,真心庆幸上天这么眷顾我,给了我这么一个鲜花盛开、绿草如茵的文明环境,让我接触和看到了中国最优秀的一大批人物,我对这个大院的认识越来越深化,特别是把它放在人类文明发展大进程的背景下,越来越引起我的深入思考。
但我还是有点焦虑不安。《协和大院》里还有很多没有写到位的地方,比如对人物的深度挖掘,他们的灵魂到底寄托在哪片云朵之上呢?再比如对资料的运用上,有些片段还嫌不精巧,落入资料性的写作中,就像昨夜雨疏风骤中的落红,蔫了,干巴巴的不水灵,没有呈现出人物活生生的光彩。还比如在历史钩沉中,对有些资料没有掌握好,在真实性、严谨性等方面还有存疑。最重要的,是思想的深刻性、时代的高度、历史的厚度等等写作最高端的要求,我还远远没有实现出来,这是最令我叹惋的!我生性愚笨,个人修养底子差,功力既欠深厚更欠博大,写作对我来说永远是前面不可企及的高峰,我永远在攀登,同时遗憾自己的速度太慢,质量太差。这些未解的问题,我不会放弃的。冀望于时光的琢磨,在随时随地的修改中,将来再出一个自己能满意的修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