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出版，必须拆掉阻挡水流的大坝

    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出版现状，是数字时代中国出版环境的一个典型缩影。它反映了数字出版时代所必须具有的数字资源保障问题。地方垄断就像在一条河道上建起来的一座座高高的大坝，使本来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变成了孱弱无力的小溪，有时甚至处于断流和干涸的状态。没有数字资源，哪能有数字出版？

    今天，我仍然记得8年前一次关于中国数字产品在海外市场的谈话。

    2014年暑假的一个下午，我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去访问，与之前仅有邮件联系的许晔教授，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次长谈，竟然有四个小时。当我穿过该校东亚图书馆一排排逼仄的书架，来到大街上时，已经是满天星斗了。走在美丽的麦迪逊小镇上，但心情却是格外的压抑和沉重。

令人尴尬的数据产品提供

    谈话的主题是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这是美国学者迫切需求的中国研究基础资料，而中国出版界提供的产品却是令人尴尬。

    2010年11月1日零时，中国进行了第六次人口普查。国务院和地方省、市、县三级人民政府进行了广泛的布置和组织。与以往人口普查不同的是，这次普查是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一个大国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全世界主要媒体都报道了这次普查活动，中国人口数据也成为世界各方面高度关注的焦点。5个月后的2011年4月28日，中国统计局对外发布了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摘要，包含31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汇总数据和分省数据。

    许晔教授告诉我，在威斯康星大学，有好几个关于中国研究的教授，都事先告诉她，请她设法购买到这个数据，因为这个数据太重要了。由于长期生活在美国，按照许晔教授的理解，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将是一个中国政府拥有一定版权的专业数据库出版，在使用上应该是基本免费的，呈现方式也可以图、表等形式丰富多样，适应各种检索和统计，甚至还可能回溯至前5次人口统计数据。

    然而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中国人口数据，呈现给世界的面目却完全是纸介出版物，由38家各省、市统计局对外发布，每一家都称拥有版权，如深圳市统计局、广州市统计局、中山市统计局、通辽市人口普查办公室通辽市统计局、兖州市第六次人口普查办公室、南通市人口普查办公室，等等。作为中国政府统计数据资源的专业出版单位——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近一半省市的第六次人口统计数据的纸介版，其余则由年鉴出版社出版。许晔教授统计了这38种出版物的价格，累计为总售价27,717元人民币，平均售价729元/种，折合美金为116美元/种，是北美图书馆系统平均每种中文实体书价格19美元采购价的6倍多。

    中国人口数据在北美地区有两家公司代理销售，一家公司出售的是《2000年中国县/区人口普查资料汇编大全》DVD版，其销售价格是38000美元，《中国2010年乡镇人口普查和地图》的CD版是3980美元。另一家公司倒是以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库的方式进行对外销售，但销售价格为7910美元，差不多是美国同类人口数据库价格的5倍。而且DVD版、CD版、数据库三种格式均不能统一。

    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与美国同类产品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这让许晔教授十分犯难。美国人口普查电子版数据种类繁多，人们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查询全美2000年和2010年的包括全美各州、县、市、学区的各类人口数据。由740所大学的政治和社会研究联盟（ICPSR）提供的免费网络版全美人口普查数据库时间跨度回溯至1940年。以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购买的一款由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出品的“全球人口土地扫描”（Land Scan Global Population Databases）数据库为例，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使用空间遥感和GIS图像分析，提供微小到一公里分辨率的全球人口分布数据库。该数据库不仅具有强大检索功能，囊括自1790年以来美国2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还包括25,000张地图，400亿种类的数据元素和335,000变量。由于美国的人口普查数据属于公共资产，这个数据库仅收取工本费和维护费。因此，威斯康星大学支付“社会浏览器”的价格是1344美元。

    许晔教授对于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开发、使用以及销售现状，从不解到充满了气愤，再到无可奈何。

融合出版，必须拆掉阻挡水流的大坝

    在笔者看来，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出版现状，是当年中国出版环境的一个典型缩影。它反映了数字出版时代所必须具有的数字资源保障问题。地方垄断就像在一条河道上建起来的一座座高高的大坝，使本来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变成了孱弱无力的小溪，有时甚至处于断流和干涸的状态。没有数字资源，哪能有数字出版？

    对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按照2007年国务院令第492号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5年又进行了重新修订的《条例》，其第二章第九条规定：“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显然就人口数据本身，应该属于公开范围之列。除了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人口调查的数据摘要之外，各个地方省市的统计部门，未意识到这是属于公共信息，应该依照信息公开条例去公布。

    再加上在第三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仅仅明确了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他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属于无版权保护的内容，并没有对由政府进行组织、动员的人口调查等公共信息数据的进一步明确规定。显然这是版权法的模糊地带，导致了各地统计局自以为拥有当地的人口数据的版权。一个本来可以是一个标准、一个格式的专业中国人口数据，导致了38家版权单位的“产生”。

    许晔教授专门介绍了美国人口数据使用、开发以及服务之所以如此低廉的原因。美国在1790年就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并是第一个把人口普查写进宪法的国家。美国把人口普查数据归属于政府文件，美国法典第十七章第一节105款规定，政府文件（联邦政府）没有版权，任何人都有复制，创作衍生产品，表演，发行和执行政府文件的权利。换言之，人人都拥有政府文件的版权。美国法典对政府刊物的界定是指“按法律规定刊登由政府支出的个人文档信息”，并指定全国的联邦储备图书馆向公众开放政府文件。美国版权法依据美国法典又对政府文件版权进一步规定，宣称美国版权法不对任何政府文件提供保护。由于版权法清晰地规定政府文件不在保护之内，美国在法律和制度上明确禁止联邦政府利用版权法垄断信息或用所收集的信息牟利。由于任何人都有权利加工制作政府文件，因此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产品多样，免费产品居多，质量高，收费产品价格合理。美国明确规定人口数据美国政府拥有一定版权，但又在服务对象及收费细则中规定，所有联邦政府机构都可以免费使用。这正是美国人口数据库价格低廉、产品丰富多样的主要原因。

    显然，数字时代，相关数字信息必须要有及时广泛的有序流动，才能称之为数字时代。而拥有大量流动的数字资源，才可能有融合出版、数字出版。特别是在中国，一定要特别强调公共资源的保护、合理开发与利用问题。其实在全球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中，都有内嵌合理使用的条款，它是一种著作权法预设调和公益与私益的机制，让一般使用者在未经授权的状态下，基于报道、评论、教学、研究或其他正当目的之必要，对于他人的著作，可以采取一定数量，并不侵犯原作者核心著作财产权利行使的方式进行利用。对于中国政府花费巨额人力、物力组织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其开发、使用以及出版都应该属于合理使用范围内的，版权保护范围是有限的。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行政传统极其悠久的国家，比如教育、医疗卫生、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信息，必须要明确其合理使用的范围，一旦某些地方借助所谓保护信息权力的名义而形成垄断，就像在奔腾不息的河水上建起一座座大坝一样，使河水断流甚至干涸。这在自然环境保护中的常识问题，已经在出版中反复呈现出来。

    以全世界期刊领域的开放性获取排名为例，中国在全世界国家中的排名就是一个典型的标志。笔者依据DOAJ开放获取期刊（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统计了中国在当今世界的排名。截至2022年10月，全世界共有100个国家向DOAJ开放获取期刊系统提供开放存取期刊。依据出版商提供种类排名而言，前10名的国家为：印度尼西亚排名第一（2075种期刊），英国排名第二（1983种），巴西排名第三（1633种），美国排名第四（1054种），西班牙排名第六（939种），波兰排名第七（792种），伊朗排名第八（708种），俄罗斯排名第九（556种），瑞士排名第十（533种）。中国排名第二十一（202种），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排在印度（325种）、塞尔维亚（212种）之后，说明中国数字资源的开放现状还处于较低的水平。

    2016年7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其中明确提到将从三个方面加以推进，即加强数据资源的管理，优先开放相关领域数据；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制度，实现最大程度的开放；建立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标准体系，实现统一开放。2016年12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确定重点目标是要打破信息壁垒和“孤岛”，构建统一高效、互联互通、安全可靠的国家数据资源体系，打通各部门信息系统，推动信息跨部门跨层级共享共用。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2022年4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明确提到“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研究明确各类公共资源交易纳入统一平台体系的标准和方式”，从而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国家新闻出版署在2021、2022年接连发布入选国家“融合出版项目”的单位，2022年将“融合出版”明确规范为“将出版业务与新兴技术和管理创新融为一体的新型出版形态”。

    这些来自党和政府相关部门的一系列部署和推动，对于中国数字出版而言是一个极大的利好消息。这表明决策高层已经充分认识到，政府提供的公共信息资源开发问题，已经涉及到国家综合竞争能力，并与行政管理能力的现代化高度相关。从行政角度推动公共信息的有序开放、共享，为传统出版单位应积极介入公共信息的数据库出版，在统一规范和标准下合理开发、合理使用、合理加工确立了目标与规划。拆掉地方垄断这座最高的水坝，意味着中国融合出版的春天就要到来了。

    对于中国的出版社而言，尽快改变出版理念，加快数据库产品研发与出版，仍然是核心与关键。此外，如何改变内容提供商、网络运营商、终端硬件提供商等几个关键环节以自我为中心的单打独斗，从而促进彼此间形成有机融合的发展链条，这仍然是阻碍中国融合出版的难题，需要花大力气去破解。

    （本文作者何明星，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