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得主安妮·埃尔诺推出电影回忆录《超八岁月》

    82岁的法国作家和诺贝尔奖得主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刚刚以纪录片形式推出了电影回忆录《超八岁月》（Les Années Super-8）。

    影片长仅一小时，2022年12月14日正式发行。由埃尔诺和她54岁的电影人儿子达维德·埃尔诺-布里奥联合制作，利用前夫1972年到1981年间拍摄的八毫米胶片，讲述那十年的家庭生活，兼及社会变迁和冷战记忆。

    此前四天，埃尔诺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获颁202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她用以揭示个人记忆之根源、疏离和集体抑制的勇气和临床敏锐度”。

    这句评语同样可用于《超八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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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冬末，刚过而立之年的埃尔诺夫妇购买了一台超八摄影机和全套放映设备。

    他们住在法国东部山区的阿讷西，有两个儿子：七岁的埃里克和三岁的达维德。丈夫菲利普是市政府的副秘书长，安妮在高中当语文老师。

    相较于洗碗机和彩电，他们更钟情摄影机。“看到第一组画面时让我印象格外深刻的，是一种由摄影机注入家庭生活的、戏剧性的‘事件’般的感觉。”她说，“一个由我丈夫构想出的‘事件’。他拍摄了我和两个孩子从学校和超市回到家的那一刻。这是个非同寻常的时刻，幸福但又夹杂着一种暴力。我们不知道怎样处理这个从我们生活中剥离出来的新的时间种类。”

    原始胶片是无声的，埃尔诺本人的旁白贯穿影片的始终。这些如今写成的文字很快便结合往事，将她个人的处境和挣扎推入阶级、社会、性别和婚姻的背景：“在这一切之下，我现在感知到了不同的现实。在不教课的一个下午，我秘密地写一本小说，描述教育和文化怎样把我和我出生的工人阶级世界分开。之所以说‘秘密’，是因为我不能告诉丈夫，更不能跟母亲说。他们都毫不隐讳地出现在我的小说里，代表着我社会旅程中的两座里程碑。一个是起点，一个是终点。”

    她去公公婆婆家度假，终究难以忘记自己的出身——除了她，亲戚当中所有的妻子都是家庭主妇。“画面中的这个女人似乎总是想知道为什么自己在这里。”埃尔诺说，当儿子们在山上参加昂贵的冬季运动时，“我只觉自己是个旁观者……我是唯一一个没滑雪的人。”她留在室内，在读书和写作中自得其乐。

    身为知识分子，在《新观察家》杂志的感召下，埃尔诺夫妇参加了旅行团，带着摄影机飞往阿连德治下的智利，参观城镇、沙漠、盐矿、铜矿、国营工厂、人民集会和土地改革。在总统府见到阿连德本人后，她相信智利人民正在斗争中创造新的历史，并重新坚定了20岁时立下的誓言：“我要通过写作为我的人民报仇。”未料仅仅过了一年半，总统府遭到炮击，阿连德遇害，皮诺切特将军在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夺取了智利政权。

    他们又加入阿尔巴尼亚访问团，在机场去除身上一切资本主义的象征：男人把头发剪短，用包臀的喇叭裤交换宽大的、工人穿的裤子，女人则把长裤收回行李箱，换上裙装。带队的阿尔巴尼亚翻译说，她1970年去巴黎、看到长发男人和嬉皮士的时候“差点死掉”。埃尔诺有时不跟团活动，而是待在旅馆，半心半意地写作，读她能找到的唯一一本法译阿尔巴尼亚图书：反映社会主义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幸福之风》，其作者是有“阿尔巴尼亚的肖洛霍夫”之称的雅科夫·佐扎。

    无论在摩洛哥度假地的游泳池边，还是在拜罗伊特（阿讷西的姊妹城市）举办的瓦格纳音乐节上，她时刻想着已完成的手稿，希望这本小说能拯救自己，却不知道怎样拯救和为什么拯救。加利马尔出版社将接受她的处女作，并以《空橱柜》（Les Armoires vides）之名付梓，但小说没有像作者希望或相信的那样改变她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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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世界报》的影评注意到：“在影片中，我们从未看到安妮·埃尔诺在书桌前写作，但一切都在那十年里发生了。她的处女作《空橱柜》于1974年由加利马尔社出版。最让人感兴趣的是影片中看不见的东西，家中别的房间里发生的事没有拍下来，在一个想逃离的女人脑中发生的事同样没有影像记录。”

    父亲死后，母亲卖掉了杂货店，搬来与他们同住。然而后来，“在这欢宴桌边的一个个笑容里，完全看不出只过了两天，当我母亲决定返回伊夫托时，家庭秩序将突然倾覆，陷我于手足无措。母亲锐利而留意的目光让我浑身不自在。对女儿来说，也许再没有什么比无法在母亲面前掩饰婚姻不和的迹象更觉耻辱的了，母亲是沉默的、不赞同的证人。”

    在1976年夏天的大旱中，一家四口坐汽垫船去了伦敦，住在市中心的旅馆，周围林立着性用品商店和春宫影院。她刚刚写完第二本书《他们说或不说的》（Ce qu'ils disent ou rien），沉浸于长时间的无所事事，想起19岁以国际寄宿生的身份初访伦敦的情形：不快乐，贪食，在商店行窃。

    1978年秋天，她在科西嘉岛上的阿雅克肖读保罗·尼藏的作品，决心完成第三本书《冻僵的女人》（La Femme gelée），并在1980年夏动身去西班牙之前寄出了手稿。佛朗哥将军已经死去，但恐怖组织埃塔带来了新的阴云。她在潘普洛纳和圣费尔明节上重温刚刚读过的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在马德里的大广场，她和丈夫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本来掩藏在日常生活里的不和，就这样在家庭旅行的途中突然爆发了，通常由于琐事而得以麻木、化解的冲突就此加剧，神智清醒带来了更多的痛苦。

    埃尔诺在日记中写道：“我在他的生活里是多余的。”旁白停止了，我们眼前只剩下画面：牛身上扎着乱枪，继续受着斗牛士的挑逗；牛死在地上；斗牛士绕场，接受观众的欢呼；骈马拖着巨大的牛尸飞奔离场。

    一年以后，全家在葡萄牙度过了暑假。夫妇俩的关系因为《冻僵的女人》出版而进一步恶化，拍得的胶片亦不再浸润着幸福，很少见得到他们的身形和面容，如今回看，才惊讶地发现那已是夫妻间鸿沟的证明。秋天，埃尔诺夫妇访问了莫斯科——最后一次结伴旅行和最后一次拍摄。第二年家庭解体。两个儿子、放映机、银幕和胶片归她，摄影机归菲利普，用于新的人生——在不要家庭的同时，他连旧的记忆也一并放弃。“简而言之，他留我做了记忆的卫兵。”

    一支用褪色的胶片写成的岁月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