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阅读本体，准确把握现代文学基本面

    ■陈平原

    疫情期间，组织线下活动很不容易，故首先祝贺《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商务印书馆，2022年9月）出版座谈会顺利举办。

    博士阶段，我和老温（温儒敏）是同学，但他比我年纪大，是师兄。谈师兄的书，可以平视，不宜客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我的两位著名师兄，老钱（钱理群）和老温，近年都常说，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本新书了。我听了暗自好笑。因为，不断有出版社约稿，也不断有读者催促，再加上自身写作冲动，刚说过了金盆洗手，回头又有新书出版。不过，我很欣赏他们这个态度，把每本书都当作最后一本来经营，这样显得很悲壮，真正用心用力。

    我为什么把老钱带进来呢？因为老钱近期也写了一本新书，《钱理群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与老温的思路很接近，那就是，不讲文学思潮，讲作家作品。而且，重心在作品分析。我在捉摸，我的这两位师兄，为何年纪大了，突然热心写起赏析文章来？ 须知在大学中文系，只会写赏析文章，那是会被人看不起的。如果你表扬哪位教授，说他很会写赏析文章，他肯定很懊恼。因为，一般人心目中，大学教授的职责是探究新知，比如撰写论文、勾稽史实、考辨真伪等，至于赏析文章嘛，那似乎是中学老师做的事情。

    可是，我这两位师兄，从专业论文出发，后来写专著，编教材，名气越来越大，老了突然写起赏析文章来。为什么？ 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也许，到了一定时候，把各种武器和盔甲都扔掉，可以“赤膊”上阵了，那就是，回归常识，沉浸阅读，享受读书的乐趣。不用评职称，不用发论文，也就不必要摆弄那么多专业术语，不太在乎专家的尺度与目光了，可以直接与普通读者对话，谈论自家读书的深切体会。名教授临老写新书，竟然都注重文学作品的鉴赏与分析，粗听有点惊讶，细想也不奇怪。那就是，回归教师的本职工作。从早年的认真备课、照本宣科，到后来的烂熟于心、闭着眼睛也能讲，再到最后的自由挥洒、无所禁忌，一路走来，其实很不容易。

    我刚博士毕业的时候，导师王瑶先生说：留校任教后，第一件事，不是争着写书发论文，而是站稳讲台。今天，我对我的学生也这么说，如果有机会留在大学教书，首先是对学生负责，站稳讲台是第一位的。至于发论文、写书、获奖，也很重要，但那是第二位的。我特别感慨的是，我这两位师兄，不仅站稳了大学讲台，还跑到中学语文教育的舞台上表演。这一表演，就是二十年。他们两位的立场不太一样，一个偏官方，一个重民间，但都发挥了很大作用。说老钱、老温从不同侧面影响了这二十年的中学语文教育，我想是不为过的。

    老钱、老温和我一样，都是王瑶先生的研究生；而王瑶先生是朱自清先生的研究生。也可以说是隔代相传吧，单就注重中学语文教育而言，老钱、老温接上了朱自清那条线。朱先生在众多现代文学名家中，不是最有才气的；但他一直走得很稳，尤其是在白话写作、散文随笔、教材编写，以及中学语文教学方面，他和叶圣陶携手前行，影响了千千万万中学生，这一点，应该说比他们本人的著述影响还大。

    朱自清先生诞辰120周年时，我专门写纪念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题目是《于秋水长天处寻味》。朱自清的散文特别受中学教师的青睐，且很早就进入各种《语文》教材。这里有政治家的推崇，也包含了新文学的升温，但更关键的，还是他的文章风格以及写作策略。教过五年中学语文，成为大学教授后的朱自清，依旧关注中学生的阅读。落笔为文时，他知道跟谁对话，文章是写给谁看的，表面上平静、平淡、悠远，但其中蕴涵着自信与力量，如秋水长天般，更耐人寻味。我这两位师兄，晚年逐渐由绚烂归于平淡，放下大学教授的架子，主动和中学老师对话，直接介入中学语文教育，甚至自觉地为中学生写作，在我看来，走的也是朱自清开创的那条路。

    早年老钱、老温与老吴（吴福辉）合写《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多次修订重版，精益求精，是大学中文系的重要教材，到目前还在广泛使用。这一次，两个人不约而同，舍弃文学史家全副武装的架式，突然掉头，以一个读者的身份，写起赏析文章来，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老钱的新书我还没拿到，但该书的前言、后记已刊登在今年第1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大致立场与老温这本书接近，都是在跟最近十多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流行的“大文学史”思路对话。用老钱的话说：“这些年学术界一直盛行‘大文学史’的研究，关注和强调现代文学与现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的密切联系，这样的研究确实扩大了研究视野，自有重要的意义，我也是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但走到极端，就会出问题。我突然发现，我们越来越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文学史的大厦，主要是靠作家，特别是大作家、经典作家支撑的；而作家的主要价值体现，就是他的作品文本。离开了作家、作品这两个基本要素，就谈不上文学史。”正是有感于我们的研究“越来越远离常识，远离文学，远离文学语言与形式”，老钱和老温才反其道而行之，专门写起赏析文章来。

    其实，很多年前，老温就专门撰文，强调文学史的阅读与写作，不该变成思想史、政治史、学术史，整天跑到别人家庭院舞枪弄棒，忽略了打理自己的园地。具体说来，就是经典作家作品的论述受到了严重压抑。这应该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记得当初曾引起很大争议，年轻一辈普遍不认同老温的看法，觉得那是长辈知识老化，写不出新文章，就变着法子打压年轻人。因为那时候，不满足于现状的年轻一辈，正努力往各个方向突围，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我以为，这种研究策略的选择，背后其实是受制于以“发表”为中心的现代学术体制。只要大学教授以发表为中心，就必定相对弱化课堂教学，整个思考与写作，都往“窄而深”的方向走。这个时候，强调的是理论建构、问题意识、史料积累、别求新解等，撰写赏析文章并非当务之急。

    不能说这种专业化道路没有代价，这也是老温所警惕的——很多人不再读作家作品了，只读理论著作，然后检索资料，铺陈成篇。这样，多快好省，且显得高大上。对这个倾向，老温多年前就提出了批评。如今剑及履及，老温自己动手，撰写以赏析为主的著作。我理解其苦心，但不认为年轻一辈会跟上。因为，今天中国的人文学界，基本上已经没有大面积的“空白”需要填补，做学问很难再大开大合，若想拿学位、当教授，只能以“小题大作”。年轻博士面临不发表就走人的学术体制，只能“窄而深”；成名学者没有后顾之忧，更倾向于向公众发言，可以“宽而浅”。所以说，这是两种不同的努力方向，都合理，且并存。

    另外，这也和一代人的求学经历与知识结构有关系。老钱、老温他们当年读研究生时，王瑶先生、严家炎先生给他们开的现代文学书单特别长。我当教研室主任后，将这个必读书目砍掉了三分之二，因为今天的硕士生、博士生根本做不到，在学期间须读好多理论书，而且赶着写论文。老温、老钱他们是被那个极为详尽的书单逼出来的，他们当初的阅读量——我指的是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远远超过今天任何一位博士生或文学教授。改革开放初期，没多少理论书可读，他们主要从阅读作品入手，单行本、选集、全集、丛书等，再加上若干重要报刊，逐渐养成了自己的文学感觉、审美趣味以及文学史线索，而后写出了若干重要的文学史著作，影响后面几代人。早年从作品（而非理论）入手养成的立场与趣味，是他们整个学问的根基。到了晚年，眼看年轻一辈讲起理论头头是道，但不接地气，缺乏文学感受力，谈作家作品时隔靴搔痒，于是大为感慨。这二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强调专业化训练，确实更侧重理论思辨与史学研究，相对忽略具体作家作品细致入微的分析，但就像刚才我说的，这是以发表为中心的学术体制逼出来的，怨不得年轻人。

    另外，老温还特别注意大学教育和中学教育衔接的问题，这其实是很难处理的。老温主编中学语文教材，实际上把不少原本在大学教的内容弄到中学去了，但这是大趋势，各学科都这么做。不仅仅是大学教授参与中学教材编写的问题，更因整个国民教育程度提升，加上网络资源以及数据库的普及，文学阅读的阶段性变得很模糊。这个时候，如何把握好分寸，既保持大学课程的驰骋空间，又能给中学生提供比较合适的阅读指导，需要仔细斟酌。这本《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主要拟想读者是中学老师，当然谈不上如何博大精深，但也自有其优胜处。下面就从专业研究的角度，谈谈我读这本书的一点体会。

    说实话，书我没有全读完，只是认真读了其中十多篇。以我对现代文学专业的认识，大致能判断它讲得怎么样。我欣赏其中谈鲁迅和讲周作人的那几篇，还有关于《子夜》被遮蔽的丰富性，以及赵树理“土得掉渣”的美。大凡研究现代文学的，都很熟悉鲁迅和周作人，这既是入门功课，也最能显示研究者的境界。若用一句话来概括，老温的解读，不强求新解，但求准确。这其实不容易，取舍之间，看趣味，也看定力。

    因为，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任何一篇名作，都已经有大量的解读。为了出新，只好解读再解读，不断往前推，越说越深刻，越说越幽远，有时候到了不着边际的地步。老温的好处是回到基本面，不徐不疾，中规中矩。比如讲周作人用“叛徒”“隐士”与“名士派”，用简单味、涩味与闲话体，这都是好多人讲过的，老温斟酌再三，就讲到这儿，不再进一步发挥。当然还有好多可深入发掘的，每句话都能再掰个一二三四，但对于中学教师来说，准确把握住这些基本面，这就够了。若信马由缰，则恐怕过犹不及。鲁迅的《野草》，是我们专业所有人都必须认真面对的，老温讲述时，最后只选用了两个特定视角，一个是“自剖”，一个是“自虐”，前者用的是《死火》，后来用的是《腊叶》。老温年青时写过关于鲁迅翻译《苦闷的象征》的专业论文，这里一笔带过，拒绝炫耀学问。

    老温书中，多次提及某课的教案该如何准备，怎么讲才算“到位”，可见此书的拟想读者确实是中学老师。也正因此，受篇幅及体例的限制，不可能深入展开，更不应该任意发挥。不是说他就懂这些，而是他认为此书的读者最需要这些。如此自我节制，我以为是可取的。刚才提及老温的工作，颇有追摹朱自清的意味。我们都读过朱先生的《经典常谈》，那书也说不上专深，作者自称没什么创见，就是把该讲的东西讲出来。把学界认可的“常识”，用简要的语言表达出来，不走样地讲给大众听，这也是了不起的事情。到现在，我还会在北大研究生课堂上，带学生阅读《经典常谈》，体会如何大处着眼，提要钩玄。

    还有一本大家不见得关注的书，那就是上世纪40年代朱自清和叶圣陶两位先生合作的《读书指导》，含《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那也是普及读物，可举重若轻，娓娓道来，准确，且好读。前些年我撰文讨论《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和《胡适文选》，重读朱自清那两篇“指导”，还是觉得很不错，值得引用。所以我才会说，老温这本名篇解读，是新时代的“读书指导”，目标是回归阅读本体，准确把握现代文学的基本面，故不求新解，或者说不刻意求新；只求准确，或者说讲出了这个学科的一些要义与精髓，这对于引导大众阅读很有意义。

    （2022年11月16日在商务印书馆举行的《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