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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2年12月21日 星期三

    回归阅读本体,准确把握现代文学基本面

    《 中华读书报 》( 2022年12月21日   13 版)

        ■陈平原

        疫情期间,组织线下活动很不容易,故首先祝贺《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商务印书馆,2022年9月)出版座谈会顺利举办。

        博士阶段,我和老温(温儒敏)是同学,但他比我年纪大,是师兄。谈师兄的书,可以平视,不宜客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我的两位著名师兄,老钱(钱理群)和老温,近年都常说,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本新书了。我听了暗自好笑。因为,不断有出版社约稿,也不断有读者催促,再加上自身写作冲动,刚说过了金盆洗手,回头又有新书出版。不过,我很欣赏他们这个态度,把每本书都当作最后一本来经营,这样显得很悲壮,真正用心用力。

        我为什么把老钱带进来呢?因为老钱近期也写了一本新书,《钱理群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与老温的思路很接近,那就是,不讲文学思潮,讲作家作品。而且,重心在作品分析。我在捉摸,我的这两位师兄,为何年纪大了,突然热心写起赏析文章来? 须知在大学中文系,只会写赏析文章,那是会被人看不起的。如果你表扬哪位教授,说他很会写赏析文章,他肯定很懊恼。因为,一般人心目中,大学教授的职责是探究新知,比如撰写论文、勾稽史实、考辨真伪等,至于赏析文章嘛,那似乎是中学老师做的事情。

        可是,我这两位师兄,从专业论文出发,后来写专著,编教材,名气越来越大,老了突然写起赏析文章来。为什么? 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也许,到了一定时候,把各种武器和盔甲都扔掉,可以“赤膊”上阵了,那就是,回归常识,沉浸阅读,享受读书的乐趣。不用评职称,不用发论文,也就不必要摆弄那么多专业术语,不太在乎专家的尺度与目光了,可以直接与普通读者对话,谈论自家读书的深切体会。名教授临老写新书,竟然都注重文学作品的鉴赏与分析,粗听有点惊讶,细想也不奇怪。那就是,回归教师的本职工作。从早年的认真备课、照本宣科,到后来的烂熟于心、闭着眼睛也能讲,再到最后的自由挥洒、无所禁忌,一路走来,其实很不容易。

        我刚博士毕业的时候,导师王瑶先生说:留校任教后,第一件事,不是争着写书发论文,而是站稳讲台。今天,我对我的学生也这么说,如果有机会留在大学教书,首先是对学生负责,站稳讲台是第一位的。至于发论文、写书、获奖,也很重要,但那是第二位的。我特别感慨的是,我这两位师兄,不仅站稳了大学讲台,还跑到中学语文教育的舞台上表演。这一表演,就是二十年。他们两位的立场不太一样,一个偏官方,一个重民间,但都发挥了很大作用。说老钱、老温从不同侧面影响了这二十年的中学语文教育,我想是不为过的。

        老钱、老温和我一样,都是王瑶先生的研究生;而王瑶先生是朱自清先生的研究生。也可以说是隔代相传吧,单就注重中学语文教育而言,老钱、老温接上了朱自清那条线。朱先生在众多现代文学名家中,不是最有才气的;但他一直走得很稳,尤其是在白话写作、散文随笔、教材编写,以及中学语文教学方面,他和叶圣陶携手前行,影响了千千万万中学生,这一点,应该说比他们本人的著述影响还大。

        朱自清先生诞辰120周年时,我专门写纪念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题目是《于秋水长天处寻味》。朱自清的散文特别受中学教师的青睐,且很早就进入各种《语文》教材。这里有政治家的推崇,也包含了新文学的升温,但更关键的,还是他的文章风格以及写作策略。教过五年中学语文,成为大学教授后的朱自清,依旧关注中学生的阅读。落笔为文时,他知道跟谁对话,文章是写给谁看的,表面上平静、平淡、悠远,但其中蕴涵着自信与力量,如秋水长天般,更耐人寻味。我这两位师兄,晚年逐渐由绚烂归于平淡,放下大学教授的架子,主动和中学老师对话,直接介入中学语文教育,甚至自觉地为中学生写作,在我看来,走的也是朱自清开创的那条路。

        早年老钱、老温与老吴(吴福辉)合写《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多次修订重版,精益求精,是大学中文系的重要教材,到目前还在广泛使用。这一次,两个人不约而同,舍弃文学史家全副武装的架式,突然掉头,以一个读者的身份,写起赏析文章来,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老钱的新书我还没拿到,但该书的前言、后记已刊登在今年第1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大致立场与老温这本书接近,都是在跟最近十多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流行的“大文学史”思路对话。用老钱的话说:“这些年学术界一直盛行‘大文学史’的研究,关注和强调现代文学与现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的密切联系,这样的研究确实扩大了研究视野,自有重要的意义,我也是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但走到极端,就会出问题。我突然发现,我们越来越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文学史的大厦,主要是靠作家,特别是大作家、经典作家支撑的;而作家的主要价值体现,就是他的作品文本。离开了作家、作品这两个基本要素,就谈不上文学史。”正是有感于我们的研究“越来越远离常识,远离文学,远离文学语言与形式”,老钱和老温才反其道而行之,专门写起赏析文章来。

        其实,很多年前,老温就专门撰文,强调文学史的阅读与写作,不该变成思想史、政治史、学术史,整天跑到别人家庭院舞枪弄棒,忽略了打理自己的园地。具体说来,就是经典作家作品的论述受到了严重压抑。这应该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记得当初曾引起很大争议,年轻一辈普遍不认同老温的看法,觉得那是长辈知识老化,写不出新文章,就变着法子打压年轻人。因为那时候,不满足于现状的年轻一辈,正努力往各个方向突围,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我以为,这种研究策略的选择,背后其实是受制于以“发表”为中心的现代学术体制。只要大学教授以发表为中心,就必定相对弱化课堂教学,整个思考与写作,都往“窄而深”的方向走。这个时候,强调的是理论建构、问题意识、史料积累、别求新解等,撰写赏析文章并非当务之急。

        不能说这种专业化道路没有代价,这也是老温所警惕的——很多人不再读作家作品了,只读理论著作,然后检索资料,铺陈成篇。这样,多快好省,且显得高大上。对这个倾向,老温多年前就提出了批评。如今剑及履及,老温自己动手,撰写以赏析为主的著作。我理解其苦心,但不认为年轻一辈会跟上。因为,今天中国的人文学界,基本上已经没有大面积的“空白”需要填补,做学问很难再大开大合,若想拿学位、当教授,只能以“小题大作”。年轻博士面临不发表就走人的学术体制,只能“窄而深”;成名学者没有后顾之忧,更倾向于向公众发言,可以“宽而浅”。所以说,这是两种不同的努力方向,都合理,且并存。

        另外,这也和一代人的求学经历与知识结构有关系。老钱、老温他们当年读研究生时,王瑶先生、严家炎先生给他们开的现代文学书单特别长。我当教研室主任后,将这个必读书目砍掉了三分之二,因为今天的硕士生、博士生根本做不到,在学期间须读好多理论书,而且赶着写论文。老温、老钱他们是被那个极为详尽的书单逼出来的,他们当初的阅读量——我指的是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远远超过今天任何一位博士生或文学教授。改革开放初期,没多少理论书可读,他们主要从阅读作品入手,单行本、选集、全集、丛书等,再加上若干重要报刊,逐渐养成了自己的文学感觉、审美趣味以及文学史线索,而后写出了若干重要的文学史著作,影响后面几代人。早年从作品(而非理论)入手养成的立场与趣味,是他们整个学问的根基。到了晚年,眼看年轻一辈讲起理论头头是道,但不接地气,缺乏文学感受力,谈作家作品时隔靴搔痒,于是大为感慨。这二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强调专业化训练,确实更侧重理论思辨与史学研究,相对忽略具体作家作品细致入微的分析,但就像刚才我说的,这是以发表为中心的学术体制逼出来的,怨不得年轻人。

        另外,老温还特别注意大学教育和中学教育衔接的问题,这其实是很难处理的。老温主编中学语文教材,实际上把不少原本在大学教的内容弄到中学去了,但这是大趋势,各学科都这么做。不仅仅是大学教授参与中学教材编写的问题,更因整个国民教育程度提升,加上网络资源以及数据库的普及,文学阅读的阶段性变得很模糊。这个时候,如何把握好分寸,既保持大学课程的驰骋空间,又能给中学生提供比较合适的阅读指导,需要仔细斟酌。这本《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主要拟想读者是中学老师,当然谈不上如何博大精深,但也自有其优胜处。下面就从专业研究的角度,谈谈我读这本书的一点体会。

        说实话,书我没有全读完,只是认真读了其中十多篇。以我对现代文学专业的认识,大致能判断它讲得怎么样。我欣赏其中谈鲁迅和讲周作人的那几篇,还有关于《子夜》被遮蔽的丰富性,以及赵树理“土得掉渣”的美。大凡研究现代文学的,都很熟悉鲁迅和周作人,这既是入门功课,也最能显示研究者的境界。若用一句话来概括,老温的解读,不强求新解,但求准确。这其实不容易,取舍之间,看趣味,也看定力。

        因为,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任何一篇名作,都已经有大量的解读。为了出新,只好解读再解读,不断往前推,越说越深刻,越说越幽远,有时候到了不着边际的地步。老温的好处是回到基本面,不徐不疾,中规中矩。比如讲周作人用“叛徒”“隐士”与“名士派”,用简单味、涩味与闲话体,这都是好多人讲过的,老温斟酌再三,就讲到这儿,不再进一步发挥。当然还有好多可深入发掘的,每句话都能再掰个一二三四,但对于中学教师来说,准确把握住这些基本面,这就够了。若信马由缰,则恐怕过犹不及。鲁迅的《野草》,是我们专业所有人都必须认真面对的,老温讲述时,最后只选用了两个特定视角,一个是“自剖”,一个是“自虐”,前者用的是《死火》,后来用的是《腊叶》。老温年青时写过关于鲁迅翻译《苦闷的象征》的专业论文,这里一笔带过,拒绝炫耀学问。

        老温书中,多次提及某课的教案该如何准备,怎么讲才算“到位”,可见此书的拟想读者确实是中学老师。也正因此,受篇幅及体例的限制,不可能深入展开,更不应该任意发挥。不是说他就懂这些,而是他认为此书的读者最需要这些。如此自我节制,我以为是可取的。刚才提及老温的工作,颇有追摹朱自清的意味。我们都读过朱先生的《经典常谈》,那书也说不上专深,作者自称没什么创见,就是把该讲的东西讲出来。把学界认可的“常识”,用简要的语言表达出来,不走样地讲给大众听,这也是了不起的事情。到现在,我还会在北大研究生课堂上,带学生阅读《经典常谈》,体会如何大处着眼,提要钩玄。

        还有一本大家不见得关注的书,那就是上世纪40年代朱自清和叶圣陶两位先生合作的《读书指导》,含《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那也是普及读物,可举重若轻,娓娓道来,准确,且好读。前些年我撰文讨论《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和《胡适文选》,重读朱自清那两篇“指导”,还是觉得很不错,值得引用。所以我才会说,老温这本名篇解读,是新时代的“读书指导”,目标是回归阅读本体,准确把握现代文学的基本面,故不求新解,或者说不刻意求新;只求准确,或者说讲出了这个学科的一些要义与精髓,这对于引导大众阅读很有意义。

        (2022年11月16日在商务印书馆举行的《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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