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我遗世坐忘,澄心静虑,体察着中国经典文学的躯体,直如它就是我自己的身体。我感受着气机在体内经络中的自然流行,惊叹于中国文学的自成宇宙,更为中国文学的蓬勃生气而感动莫名。在这个漫长而奇妙的历程中,我作诗填词,为骈散文,无时或辍,以古人之心为我之心,逐渐找到了孰为任,孰为督,感知着中国文脉的沉雄博大。
2018年上半年,我开始写作《国文课:中国文脉十五讲》,每一次写作,我都要克服内心强烈的忧惧。愈是与古人心意相通,便愈感在现世的孤独,也就愈加怀疑,古调究竟弹与谁听? 但与古人的旦暮之遇,又让我怀着一份不能被压抑的自傲。每一次我都因忧惧而艰于落笔,而最终我还是因这份自傲的驱动,完成了这部著作。
我从《诗经》讲起,就是为着彰显风雅之道。接着是讲屈子,我提出《离骚》是屈子的证道之作,恐怕前无古人,但我仍勇于自信,因我的确在《离骚》中读出了屈子求道的心迹。我在讲到赋时,特别指出司马相如的士人风骨,也顺着第一章《君子之学》的话头,进一步阐发了文学“为己”之义。我又专为《古诗十九首》设了一章,是想说明中国文艺以高古为极则。后世诗家,我只取李、杜,馀子非不足观,但因本书只谈文脉,万古江河既不废,其他淮、济、汉、洛,自不必重溯。乐府为文乐合一之体,我尝从张卫东师拍曲多年,故于文乐相须相成之际,颇多感发;书中分别为乐府诗、词、曲之鸟瞰,重视醇雅之美、闳约之致,或能稍亲风雅。近世以来,学者多误以为文言即是古文,不知更有六朝骈文,蔚为文章正宗。我在讲完六朝文的风流蕴藉之后,更以专章推介有“唐孟子”之称的陆贽,我以为陆贽的骈文,是中国文章的昆仑泰岱,无人堪与并肩。唐宋八大家我只讲了四家,于韩柳之际,我抑韩扬柳,因柳能顺民之性。宋六家仅取欧公与大苏,我爱重欧苏文章气节,炳焕交辉,尤其是在写到苏轼时,我觉得自己真能聆听到其幽微的心曲。
昔龚自珍诗云:“文侯端冕听高歌,少作精严故不磨。”此书是我步入不惑之年后所著,早已非少作,然我平生唯此书运思最深、用力最覃,固当卷怀自珍。我曾经深深折服于勃兰兑斯的名言:“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戏剧还是历史作品,都是许多人物的描绘,表现了种种感情和思想。感情越是高尚,思想越是崇高、清晰、广阔,人物越是杰出而又富有代表性,这个书的历史价值就越大,它也就越清楚地向我们揭示出某一特定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人们内心的真实情况。”([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引言)但我现在认为,中国文学本质上是中国文士的证道心迹,道不变,文亦不变。中国文学依本于中国文士对道的拳拳服膺,中国文脉从《诗》《骚》以降,一直遵循着风雅之道,从未更移,虽在二十世纪横遭两度摧折,却能不绝如缕,绵延至今。然则本书之成,岂止不惑,抑且无憾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