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我在“上古社”的“初试”

    ■蒋维崧

    我是1990年5月上旬去上海古籍出版社报到的。因为已经知道，可能从事编辑敦煌文献事，所以对古籍社将我编入影印编辑室并不意外。接待我的是影印室主任李伟国。他1948年出生，比我小一岁，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届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当天下午，他便取出厚厚的两大册打印稿，说这是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方广锠完成的博士论文《八——十世纪的中国大藏经》，文长近三十余万字，已获得评审专家季羡林、周一良、周绍良、黄心川等的高度肯定。李伟国又告诉我，方广锠现任北图特藏部的副研究员，对本社即将开展的与海内外敦煌文献藏家的合作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些信息对我判断方氏论文的取舍是有帮助的。

    我知道上海的出版社流行一种不成文而约定俗成的鉴别新进者见识与文字水平的方式，如拟一封答复读者的来函，或写一份判断来稿质量高低、能否为本社录用的意见，等等。一般说来，后者的难度较高。我当然不敢托大，对于这场“笔试”掉以轻心。大约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我写出了一份三千五百余字的审读意见。我开头就写道：

    在汉传佛学领域内，无论古今都重视义理与教史的研究，相对来说，对佛法的载体——藏经本身的发展过程认识比较薄弱，尤其对北宋开宝年间雕印大藏经问世前写本藏经的结构体系化、全国统一化的逻辑与历史，鲜有力度与广度的探索。

    以下我称赞了方广锠本文探索成功的学术意义，也提了一些可供参考的修订意见。主要为以下三点：

    一，关于诸多经录的名称，方广锠文中是全称、简称、习称的混用，或许是为了避免行文的滞重呆板。我建议编一名称对照表，以免读者概念混淆。但是后来编辑室内交换意见时，老同事府宪展不赞同，认为无此先例，无法操作。其实我是从范文澜《唐代佛教》中张遵骝编的《唐代佛教大事年表》中得到的启发。张遵骝就是如此操作的。但当时我为了避免下车伊始一定要固执己见之嫌，就没有陈说理由，可能至今府宪展都不知道这种做法是前已有之。

    二，关于本书出版时请何人作序的问题，我主张“约请季羡林（或周一良）、周绍良先生分别作序（原‘代序’可改为‘引言’）。任继愈先生的无神论立场鲜明，佛教徒有抵触情绪，而本书只是客观地还写本藏经的本来面目，无臧否之意，似以祥和的面貌问世为宜”。

    三，从本人已为上古社一员的立场出发，提请决策者省察，出版方广锠这样的排印本著作稿必然亏本。

    我的这份《审读报告》是5月24日送室主任李伟国的，次日，室里的“老土地”府宪展写了份有关的《情况说明》，李伟国马上给我看了，我们三人又即时作了一次议论。今据府宪展所写的意见罗列如下：

    一，府宪展认为，方广锠之文原题《八——十世纪的中国汉文大藏经》，听了答辩专家意见，拟改为《中国大藏经（八——十世纪）》，“似较原题为好”。

    二，“关于书不能用‘大藏经’命名的理由，似不充分。‘大藏经’别名自隋时已有‘众经’‘一切经’等名称，其实体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因此而改书名，将影响书的号召力。”

    三，介绍了方广锠、荣新江的一些情况。我虽在“辞书社”期间编辑过《中国历史大辞典》的隋唐五代史卷，但对敦煌学界的作者还很陌生。方广锠、荣新江的大名都是初次听说，更不知道他们将于第二年（1991年）去大英博物馆协助英方对馆藏敦煌文献作编目工作。从府宪展的这份说明中得知，上古社有编纂《敦煌文献集成》的宏大战略目标，这是很有意义的。

    就在府宪展写出《情况说明》的同一天，李伟国在我的报告上写了：“维崧同志的审读意见详尽明确。方广锠同志的《八——十世纪的中国汉文大藏经》似可接受。请总编室校示。”至此，我在上古社的第一场“笔试“似乎结束了。然而方广锠的这部论著是否能被本社纳入出版计划，尚在未定之数，尤其因为社领导着眼于以此推动《敦煌文献集成》这个宏大选题的实施。所以我们三个（蒋、府、李）的意见连同方广锠的论文及诸位评审专家的评语又被送往本社权威编审何满子先生处，请其定谳！ 何先生写的意见，全文照录如下：

    方广锠《八——十世纪中国汉文大藏经》审读意见

    这篇论文虽未必如几位参加答辩的先生所称颂的那样出类拔萃（参加答辩评审者势必要溢美，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确实颇有质量。尤以敦煌卷子细密勘求的部分为全稿精采。对佛教典籍的流传、结集等文献学、目录学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尚未被人注意的问题，有出版价值。

    论文的佳处，已备见季、任、二周的评议，兹不赘。书题作者拟改为《中国大藏经史（八——十世纪）》，较原题略佳，但似仍可商榷。周绍良提出“大藏经”一词，不宜为开宝开雕前所有，不为无见。作者认为在刊行前，大藏经存在是事实，且举唐人文献，陈举“藏经”“一切经”特至“大藏经”的名称唐时已有（他列举的证据其实还不如道宣《续高僧传》中的诸处直接指名“大藏经”的传文为有力）。但经藏的存在和作为结集刊行的《大藏经》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通常概念（已约定假定了近千年）的大藏经，均意味着《开宝藏》以后历代刊印的佛教典籍。犹《四库全书》在乾隆时纂集以前即存在的四部分类的库存书，而其名称终只能专指乾隆时的《四库全书》，其理一辙。这不是理论的问题，是实际的问题。故或请作者另改一名（例如“中国大藏经前史”），或必须在序文中着重声明书题的见解（不如改名为好）方妥。

    末章考千字帙号颇精审，但从目录学言，何以中国四库编序不用千字文，而佛藏必须用千字文方洽，似当须作补充论述。说明佛经分细目、按时序（中国四库书就凭这两点可以使数万种书按部就班）之不可能，只有笼统分大小乘、经律论而将群书以千字文统编之故。俦所论千字文编帙之必然性一说较为周备。

    存一两可论处，见签。上述意见当否乞裁。

    何满子90.07.13

    何满子先生的评述之语可谓老马识途，深入肯綮，极为到位，令我钦佩不已。

    就在何满子先生作出判断的第二天即当年7月14日，总编辑钱伯城先生批示，方广锠此书纳入本社选题计划（参见本文附件钱伯老的批示）。我本来以为将在1990年的下半年审读、发排此稿，赶在明年方氏赴英之前出书。不料方广锠担心我们不能如期出版，竟将书稿转移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和府宪展、李伟国乃至何满子都白忙了一场，只能徒唤奈何了。

    只是方广锠的书这次出版得并不理想，小32开本，行距也不疏朗，尤其是封面上，将作者名字“锠”字排小了半号，显得非常别扭。所以他也不好意思向我们赠书了。直到十多年后的2006年，方氏在本社出了第二版，改名为《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开本、版式、封面及内容等作了改进，但这一切都已与我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