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推荐文化话语体系构建中的国际视野

    施旭教授所著《文化话语研究：探索中国的理论、方法与问题》（第二版）从文化主义角度重新阐释人类交际现象，在广阔的中西话语传播理论、原则、概念、现象等话语体系的观照和比较实证阐析中，探寻文化话语在中国学术语境的空间和张力，力图打造中国特色的话语哲学、理论、方法和问题框架，并依此对中国本土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其前沿视点、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开阔的视野等涉及当代中西方人文社会学科各个领域，与现实密切相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应用意义，特别是其中关涉的“文化话语体系构建中的国际视野”问题。

    从“全球交际系统中之所以有既不同、又相连的文化话语，是因为它们各自有‘话语体系（dis⁃course system）’的支撑”这样的认知出发，施旭教授将“话语体系”，定义为“一个社会群体在特定社会领域中进行话语实践所依托的‘交际体制’和‘交际原则’的综合系统”概念以及一系列关于“话语体系”的本体论阐释，特别是他提出的，话语的六大特性：其一，文化话语“不仅仅通过言语，而且还通过相关的主体、媒介等不同交际要素的合作完成”现实建构的“建构性”；其二，“遍布于话语的全过程”，“在交际的个体或群体间产生某种张力关系”的“权力性”；其三，“媒介技术（广播、电视、新媒体等）”对于“话语意义的生成和理解”不可或缺的“媒介性”；其四，“交际主体在互动中并通过互动，构建现实，行使权力，改变世界”的“对话性”；其五，“话语，作为人类交际实践，同样不断变化发展”的“历史性”；其六，“人类不同文化话语（体系）的差异性、多元性”呈现的“文化性”。施旭教授的论见为“文化话语体系构建中的国际视野”提供了理论观念的根基，以及实践的必要、可能和可行。

    一、翻译话语及其文化话语体系构建中的国际视野。作为一种特殊的跨语言的交际活动，不同语言文化认识交流的重要介质和载体的翻译话语，显然是国际话语体系构建中的国际视野的重中之重，正是通过翻译，不同的语言文化得以沟通、传播、互鉴和发展。

    自1868年瓦西里耶夫院士将几篇《聊斋》小说收入其编选的《中文读本》中，《聊斋志异》至今已经成为在俄罗斯最受欢迎、销量最大的中国小说。但是，19世纪末，最初的俄译聊斋故事虽然发表在当时最权威、影响力巨大、拥有众多读者的《新闻报》上，却未在俄国引起任何反响，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没有成功地实现中俄话语体系的转换，是翻译话语建构的失败。汉语和俄语分属于不同的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有着完全不同的语法、发音体系，客观上造成了汉俄翻译，困难重重；汉语和俄语又处于不同的文化区域导致的语言文化交际中的差异，更使得汉俄翻译难上加难。

    而阿列克谢耶夫的成功实际上是其翻译话语的成功。作为苏联汉学学派的开创者，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最为著名的中国文学家，阿列克谢耶夫翻译了230多位中国作者的近千篇中国古典作品。俄罗斯至今最受欢迎，发行量最大的俄译中国文学作品，就是他上世纪翻译的《聊斋志异》故事集，目前仍在不断地再版。1988年，莫斯科真理报出版社重版蒲松龄的《异人故事》（包括有阿列克谢耶夫翻译的101篇聊斋故事），发行数达30万册。

    阿列克谢耶夫曾特别强调，《聊斋志异》俄译时，对于（中国人）习以为常，俄罗斯读者却深感陌生的文学风格的重视。在他看来：“译者应该掌握和使用俄罗斯读者喜爱的语言，就像他们喜欢的祖国（俄罗斯）作家们拥有的语言：俄罗斯译者首先应该是俄罗斯修辞家。东方学学者面对东方原著时常常束手无策：他使用的俄语缺乏丰富多彩的表现手段。”

    对于翻译话语的构建，阿列克谢耶夫甚至认为：“俄语的翻译话语不能完成其基本的翻译任务，即通过概念明确、规范表达具有国际元素的外来语，趋近于未能相应地转化为形象化语言的原著语言。”他说：“我们的母语应该继续其18世纪的历史，吸收那些难以翻译的词汇或者语义成分，最终生成仿造语（词）。”

    施旭教授在论述“媒体企业支撑中国社会科学新媒体全球传播”时，强调“需要强有力的智能化的翻译功能”，以期“打造世界级的、综合、开放、灵活的社会科学交流平台，将中国学术思想、成果、课程传输给世界各地的学者、学生，让中国社会科学界得以便利、顺畅、充分地与全球学术同行平等对话、合作双赢”。这里的“智能化的翻译功能”正是要打造国际视野中的文化话语体系构建的翻译话语体系。

    二、文明互鉴及其文化话语体系构建中的国际视野。文化话语体系构建中的国际视野表相上是放眼世界话语形式，实质上是对多样的人类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使人类文明得以发展规律问题的具相探寻研讨。

    我们以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为例，俄罗斯最初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关注和介绍是因为这些中国小说在西方广为流传才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并不是俄国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学有兴趣进行的翻译。譬如，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选集《今古奇观》18世纪时在西方备受关注，其中的第二十篇话本小说《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这个最早翻译到俄国的中国文学作品，当时是对英国作家奥利弗·哥德史密斯的作品《世界公民：或一个住在伦敦的中国哲学家的来信》中的一封信的转译，还进行了改编，俄国译者给作品人物虚构了与原著不同的姓名。俄译本的种种操作，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俄罗斯出版商和读者感兴趣的是英国作家转述的中国生活故事，“这个关于妇女失节的故事曾被多次翻译”，说明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文明互鉴的有效性正是得力于受众的情感共鸣和价值共振。其二，18世纪，彼得大帝当政后，实行以欧为师的官方政策，意欲使俄国从与“欧洲”的脱离中全面“欧洲化”，欧洲话语在俄国的霸权等等社会现实……直接或间接地使得大量盛行欧洲的中国文学文化成果得以俄译，进入俄国。

    “文化渗透和贯穿于话语，研究话语即是研究文化”（施旭）。俄罗斯出版商和译者根据俄国受众的思维习惯、文化话语形式对作品进行的一系列改编操纵，体现出的其实正是施旭教授精辟地总结的文化话语的“权力性”“文化性”“对话性”“历史性”诸种特性。

    施旭教授是著名的国际话语研究专家，他以深厚的学养，扎实的学术功力首创并构建了“文化话语研究”和“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学术范式。日前，《文化话语研究：探索中国的理论、方法与问题》的俄文版、日文版也相继问世，他的当代中国文化话语研究范式走进俄语和日语世界，成为“中华学术全球传播”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