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海外际遇的一种探究视角

    文化的核心是精神信仰，文化的认同代表的是身份的认同，所以每个民族都极其谨慎地对待外来文化，捍卫自己的身份和灵魂。在中华文化进入其他文化的时空时，不只会发生复调的对话，由宇宙观及价值观的差异而造成的碰撞和冲突也在所难免。《中华文化的跨文化阐释与对外传播研究》一书从跨文化阐释学的视角来追踪和探究中华文化的海外际遇，其中也包括中国学者借用西方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所做的诠释，以及中外学者通过翻译来传播中华文化所做的各种努力。这一专著是由李庆本教授领衔完成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成果，跻身“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全书共61万字，分为四编十二章，从历史到当代，从经典作品到通俗文化，从理论到实践，从现实不足到未来展望，逻辑建构清晰合理。在第一编“理论的界定分析”中，作者开篇首先介绍的是西方阐释学的来源、意义以及阐释学的不同类别，然后介绍了跨文化阐释学的学术发展史。对跨文化阐释的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阐述。第二编“传播的经典文本”撷取了中华文化中的经典作品，深入探究它们的翻译版本、跨文化阐释以及跨媒介的对外传播。第三编“接受的现实实证”论述了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的现状及趋势，介绍中华文化国际认知的实证研究成果。研究发现汉语教师对于国外受众的影响是最大的，影视、朋友、网络、书籍、杂志和报纸对于国外受众影响依次减小。第四编“实践的反思”指出传播是文化的本性，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空间还是很大的，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促进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

    这一宏著在诸多方面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包括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对翻译、译介与比较文学的区分，中华文化海外接受的实证研究，对当下中华外译工作的建议，材料翔实，论证有力，观点深邃，建议中肯。

    首先，从关注的视野广度来说，这一专著不仅考察了传统的经典作品的译介历史和域外接受情况，还关注了中华文化跨媒介的传播，如“木兰诗”被迪士尼改编成动画片，“三国演义”被日本人改编成电游，同时也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的21世纪的汉学研究。作者不仅全面深入地考察国外的翻译家和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译介，还十分详细地介绍中国的翻译家对于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所做的重要贡献。西方社会对于中国实施的“文化走出去”行动感到疑虑，这一点也没有被作者忽视。如此广泛的学术视野并没有让读者感到过于面面俱到，主次不分，相反，由于作者安排得当，详略分明，让人感到满树繁花灿烂耀眼，若干翠叶点缀其间，美不胜收。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这一著作真正做到了“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从研究的深度来看，作者对于跨文化阐释学的分析十分透彻，东西方阐释学的理论资源，作者都能信手拈来，化用无痕。这本著作梳理了阐释学在中国从西方阐释学到中国阐释学再到跨文化阐释学的发展历程，指出跨文化阐释学，就是“文化的重构、建构与解构使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相互理解，从而进行真正的对话”。作者指出阐释不同于实证归纳和抽象演绎，其意义就是对生命意义的直接澄明。不同的个体之间之所以可以相互理解，是因为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本体论基础，即共同的生命体认。作者在研究中华文化对外译介和域外传播时能紧扣理论，密切关注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接触之时如何互动，分析中华文化在域外的重构、建构与解构是如何进行的，因何而“变异”的。

    其次，这本专著深入而广泛地探究了中华文化的译介和在海外的传播方式，包括跨媒介的传播，为对人类文明互鉴规律的探究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在中华文化域外传播的过程中，翻译当然功莫大焉，作者在分析了中国典籍大量译例的基础上，令人信服地指出一方面翻译就是一种阐释，但是另一方面，过度的阐释不能算作翻译。作者援引卓振英提出的训诂、考据、整合、移情观照等一系列典籍英译的方法，指出翻译就是一种文化的转化。

    跨文化阐释学除了语言翻译问题之外，还涉及非语言（如音乐、舞蹈、雕塑、影视等艺术符号及其他文化符号）翻译问题。以《木兰诗》为例，这首叙事诗的主人公形象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作者发现《木兰诗》在国内外经历了各式各样媒介的传播：从乐府民歌到文学文本，从戏曲舞台到歌剧大厅，有电影、动画、电视剧，甚至电子游戏与数字出版物。而风靡全球的迪士尼动画片《木兰》抛弃了中国传统的忠君孝亲的主题，而代之以美国的个人英雄主义和爱，“她已不再是承载着中国人理想理念的木兰，而是蕴含着西方现代价值观念的美国人的木兰（Mulan）”。迪士尼的做法并非偶然，它所推崇的价值观只能是美国的主流价值观，不可能是中国的传统价值观。

    第三，这部专著在中华文化国际认知的实证研究和对当下中华文化传播工作的建议两个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作者指出：“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与西方殖民主义时期的文化殖民、文化入侵是截然不同的。最重要的差别就在于，中华文化是在平等交流与对话的过程中逐渐走向世界的，是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形式发挥持久影响力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突破‘文化中心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羁绊，站在整个世界格局的高度，用跨文化阐释的理念与方法来看待、来研究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以对方能够接受和便于理解的方式来传播我们的中华文化。”作者建议“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需要借助各个方面的通力合作，包括翻译家、海内外华人学者、汉学家以及国内外的出版机构。总之，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在这其中，翻译可以说是重中之重，而在翻译过程中，跨文化阐释的翻译所能起到的作用绝不能忽视。

    这本研究专著融学术性与现实性于一体，非常耐读。不过其对在域外传播过程中文化的“重构、建构与解构”关注不够，对于日本电游肆意扭曲“三国演义”情节和人物形象的文化糟践没有触及，未免让人有些遗憾，但是瑕不掩瑜，学术界内外的人士都将会从中受到良多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