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小说”重勃生机的可能

    突然想起“纪实小说”这样一种文体，是有缘由的。沪上作家苏虹先生，过去从未“染指”小说，近期推出了一部长篇纪实小说《海上晨钟》，首发式的媒体报道类似被台风席卷的黄浦江“呼声隆隆”。

    作者在写作这部作品的初期，曾向我透露过他的想法，说是打算以沪上一家百年药企历史为背景，写一部小说。我则含混地浇过一点冷水，说：“蛮难的。”难在何处？ 没有就此再深入探讨下去。作者自信满满，似对难点没有兴趣追寻，愚某也怕犯“好为人师”的文人通病。说过也就撂过了。

    纯粹虚构的小说是作家想象的产物，虽然也以生活事件、人物、体验，作为想象起飞的“跳板”，但通常不会聚焦于生活中某个部门、某个人或某件事，用鲁迅的话说，是“拼凑”起来的。如何“拼凑”得天衣无缝，使之成为一个高超的“艺术品”，则要看小说家的造化。同样是“拼”，有人一堆鸡毛、一堆碎片，有人破绽百出，让隔壁家“老王”看了，忍不住要去买台缝纫机。“纪实小说”以特定的对象为模板，似乎降低了虚构的难度，但其实另有更难的“痛点”。

    这一文体初现于前苏联，其诞生的原因是为了规避报告文学触及社会问题带来的危险和困扰。但实际情况是，一旦当事人对号入座，给作者带来的麻烦并不会减少。类似的情况在本土也不鲜见，若干年前某省作家写自己的知青生活，其中某些负面情节，被原型人物对号入座，认定损害其名誉，引发了一场法律纠纷。还有一部小说，作者写文人生活，其中涉及本单位里某某真真假假的“丑闻”，有人对号入座，与作者在办公室拳脚相加。弄得文学圈内几乎人人皆知。因为种种的复杂现实因素，这一文体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未能成为可以独立门户的大家族。在这个领域也鲜见代表作家和经典作品。《人民文学》曾倡导非虚构写作。这一栏目的一些作品其实是“非虚构小说”，换了个说法。生活自身常常比虚构的小说精彩，但有些“精彩”可以写，有些“精彩”写不得。

    久混文学圈子，对于创作也许并不是好事。种种框框条条会束缚手脚，那些大师级的成功文本会压抑创新的妙想。因此，像苏虹这样猛然从界外闯入者，有不受羁绊的优势。拿破仑说过类似的话，先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见分晓。等拿到成书时，确实超出了我的预期。应责编之约，写了几句推荐语，可代表我对整部作品的阅读感受：“作品叙述视野开阔，细节描写富有质感，历史的回闪与现实的观照有机链接，使阅读如同一次黄浦江夜游，既可感受到夜色般的深邃，亦可领略到霓虹样的炫目。”小说可圈可点之处甚多，诸如对上海人文风情的展示、对万国建筑的导览式解读、对百年药企曲折成长历程的断代式勾勒、经历诸般酸甜苦辣的人生感悟、某些篇章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但我觉得这些，与别的优秀小说比，也还很难说是它的过人之处。回到前面的话题，如何处理小说发展逻辑所需要的戏剧性冲突、真实性呈现，与描述对象药企品牌形象正面诉求的矛盾，这才是对作者最大的挑战。如鲁迅所说，“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小说可以成为企业品牌文化的一种传播方式，但首先必须符合小说文本所需要的品质。否则，无法称其为小说。在此处，作者显然费了不少周章，来巧妙地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从效果看，目前所抵达的高度，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肯定和认同：出版社编审、读者、“对号入座”的药企……这实在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

    根据我的阅读体验，作者的巧妙，在营造戏剧性冲突时，尽可能将重点安放到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去完成，而减少对现实人事的“纠缠”。诸如，在国民党溃逃台湾前夕，国共两党为争夺这家著名民族药企归属所闪烁的刀光剑影。埋伏于企业中的地下共产党人，为了营救提篮桥监狱被监禁同道免予倒在黎明前夕，所作出的种种惊心动魄的努力……从这里切入，无论怎么浓墨重彩地展开，也不会有“麻烦”。有“麻烦”处则规避，无“麻烦”处则尽情放飞想象的翅膀，让“小说化”不受规囿。而在观照当下时，则设一条似乎与主体藕断丝连的爱情线，来延续小说所需要的“冲突”和人物形象的饱满。这样一种纪实类型小说的探索是成功的。

    但这样一种探索，是否能够延续成为一个“家族”？ 一棵树，能否“勃发”为一片树林？ 请容许我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试图跃跃欲试者，请三思而行。也许我这也是庸人自扰、杞人之忧。小说这一文体，国外至19世纪大师如云，中国的古典小说至《红楼梦》、白话小说至鲁迅，已臻巅峰，后人似乎再也难以超越。无法超越，则另辟蹊径、变变花样总还是可以的。因此各种门类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层出不穷。一切皆无不可。小说进入众声喧哗的时代。也承载不动梁启超所疾呼的启蒙功能。活力常常来自于界外生猛的闯入者，而非功成名就的老手。当下一些类型小说的高人，多为理科生而非文科生就是明证。与其设置种种所谓小说的边界，不如期待更多忽略边界的人勇于吃“螃蟹”。

    诸如苏虹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