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的旅行》：学术写作的“进得去”与“出得来”

    对好的学术写作的考量标准，以费孝通先生的所谓“进得去”与“出得来”最具代表性。“进得去”指向的是专业性，是学术研究成果跟社会现实状况的尽可能契合；而“出得来”指向的则是公共性，是学术研究成果如何跳出个人背景、学科壁垒等的限制，以尽可能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抵达最广大的读者，以实现其公共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任教于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李牧老师的新著《遗产的旅行：中国非遗的北美之路》，可谓兼具“进得去”与“出得来”特质的一部典范性作品。考察本书作者的学术成长背景，或许能够为我们探寻如何实现好的学术写作的奥秘，提供些许参考。

    先来说“进得去”。作为一部研究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北美的传播之路的民俗学著作，成功进入研究对象场域的内里、实现田野调查的深度与广度，便成为本书成功的关键之所在。在这一点上，李牧至少有三点优势：

    首先，李牧在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攻读民俗学博士之前，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拥有多年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学习、调查与研究经历。

    其次，李牧英语表达能力良好，加之经受北大“兼容并蓄”的学术传统的浸淫，让其在纽芬兰博士求学期间，对于当地的主流文化，也能抱有一种主动学习与融入的开放心态。加之自己客家人的成长背景和肤色相对较深的身体特质，在北美这样的民族大熔炉的地域中，也能够赢得包括拉美裔和印第安人等少数族裔的亲近感。这些都为李牧做好这个跨文化交流的研究题目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本书研究所呈现出的“进得去”特质，也跟李牧对于田野调查方法的体悟、反思与革新紧密相关。他深切体悟到，如果自己跟调查对象的关系，仅仅停留在简单的研究者—资讯人关系层面，是很难实现调查工作的深度与贴近度的。“只有跟资讯人产生生活和情感的互动——浸入（immersion），才能真正触摸和理解研究对象的文化和日常。”（《遗产的旅行》，第32页）正是在这样的体悟指引下，李牧到纽芬兰当地最受欢迎的中餐馆“苏记食家”，从事了多年的服务员工作；跟书中多位纽芬兰华人调查对象，在常规化的访谈之外，也一直保持持续性的生活与情感交流，彼此之间成为比较亲近的朋友。

    而即便之于民俗学的常规研究方法——访谈，李牧也基于自己的研究实践，时刻进行反思与革新。在他看来，最好的访谈与交流，需要打破“研究者—资讯人”的简单二元关系，必要的时候，甚至将这一二元关系互置，即“研究者并非简单作为聆听者，也同时成为分享者和信息交换者”（《遗产的旅行》，第33页）。这样的研究方法反思，基于对人性最朴素的认识，即：你只有首先敞开自我，才有可能赢得交流对象更深层次的信任，进而激发交流对象的分享欲望。

    再来谈谈“出得来”。“出得来”本身，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作者从之于研究对象的熟悉、亲近与我者化的“进得去”的心态中跳出来，再次将研究对象陌生化、他者化，进而以第三方的立场客观研究评判；二是作者要从个人知识背景、认知局限、学科壁垒等窠臼中跳出来，以尽可能大众化的形式进行学术表达。

    之于前者，李牧早在北大中文系求学期间，就曾受到戴锦华等学者的文化研究相关课程的影响，让其非常善于从日常社会生活中，提炼他者化视角的跨文化交流印记与文化比较分析意识；而硕士阶段民间文学与博士阶段民俗学的多年学术训练，也让李牧善于观察日常生活与习俗背后的族群交流、文明碰撞与地域文化互动。这些都为李牧在深度进入纽芬兰华人社区、深度了解纽芬兰华人代表之后，再次将其陌生化、他者化，提供了必备的学术训练背景。

    而之于后者，文学专业的背景（北大中文系本硕）让本书的文笔诗意动人，处处都有灵光一现的个人生命体验印记。尽管本书在文献综述、理论建构和学术规范等方面，都完成得无可挑剔，但构成全书主体内容的，仍然是富于纽芬兰华人个人生命史细节、富于纽芬兰华人社区演化史细节、富于作者李牧个人生命体验与人文关怀的生动民族志书写。

    正是因为兼具“进得去”与“出得来”的优点，这部《遗产的旅行》，才在完成其学术场域内部贡献的同时，也非常值得大众学术读者阅读。本书是李牧以其博士论文为雏形、不断深耕而成的一本著作。在书中，李牧围绕着中华民俗在跨文化语境之下的传播实践展开研究，考察了加拿大纽芬兰地区的华裔移民一个多世纪以来在饮食、节庆、丧葬等方面的中华文化传承实践历程，其核心问题意识，是考察华裔个体与群体如何在多文化交融中重构个人认同与群体认同，并以不同的语言和行为方式展示了他们对于传统与新文化的认知，进而创造出有别于中国和纽芬兰传统的所谓“第三种文化”（张举文语）。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内容特质，这部《遗产的旅行》，绝不仅仅是一部优质的民俗学与跨文化交流的学术研究论著，也是适合对海外华人历史文化、跨文化交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感兴趣的读者阅读的一部大众学术佳作。

    （叶玲玉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