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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日记》中提到的最后一部书是《坏孩子》。1936年10月17日，鲁迅先生在生命的最后两天收到了当时联华书局负责人费慎祥先生（《〈鲁迅译文集〉校读记》，孙用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送到家里来的、自己翻译的契诃夫作品集，并做了如下记录：“17日晴。……费君来并交《坏孩子》十本”（《鲁迅日记全编》下，陈漱渝、王锡荣、肖振鸣编，广东人民出版社），这本译文集由三闲书屋1935年印造，联华书局1936年发行。关于这本初版译文集，鲁迅在日记中的相关记录仅寥寥数字，书名用的还是简称“坏孩子”，留下了一个谜团。
《坏孩子》即《坏孩子与别的奇闻》，1936年初版书皮和扉页书名不一致，目前有奇闻、短篇小说、小笑话集等几种命名。
这本译文集是鲁迅先生翻译的、契诃夫在“契洪特时代”的短篇作品集，出版于1936年，是根据德国的亚历克山大·伊列斯伯格（Al⁃exander Eliasberg）1922年在柏林出版的德文译本翻译而来的，德文译本名称中译是《波斯勋章及别的奇闻》，鲁迅的中译本则选择了《坏孩子》这一篇的名字为代表出现在书名之中，定名为《坏孩子和别的奇闻》。鲁迅译本初版本里包括《坏孩子》《难解的性格》《假病人》《簿记课副手日记抄》《那是她》《波斯勋章》《暴躁人》《阴谋》共八篇，其中每篇都有一幅由苏联铜版画和木刻画家玛修丁（V．N．Massiutin）在德国创做的木刻插画。
1936年初版时，这本小说集名字是《坏孩子和别的小说八篇》，但是扉页和正文前的插页则题为《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而1935年9月15日《鲁迅日记》记载：“上午编契诃夫小说八篇讫，定名《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可知这部译文集在1936年实际出版发行时的封皮和扉页书名不一致，封皮书名也与鲁迅1935年的设想不完全符合。
人民文学出版社1938年20卷《鲁迅全集》出版时，书名统一为《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包含八幅插画。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十卷本《鲁迅译文集》出版，第四卷收有《坏孩子和别的奇闻》。1978年及以后人文社各版本《鲁迅全集》中的该译文集名称都是“坏孩子和别的奇闻”，没有变动过。
目前所见，鲁迅该译文集书名有“短篇小说”“小笑话”“奇闻”三种。从文学史史料保护、鲁迅著作著录收集方面，不应该漏掉“坏孩子和别的小说八篇”这个初版名称。
《译者后记》中说：看过美国人做的“文学概论”之类的学者或批评家或大学生，我想是一定不准它称为“短篇小说”的，我这里也小心一点，根据了“Groteske”这一个字，将它翻作了“奇闻”（《〈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者后记》，《鲁迅全集》第18卷，九州 出版社2019年6月版）。在鲁迅先生看来，其一，八篇作品不符合文学理论定义的“短篇小说”；其二，德译本译者亚力克山大·伊里亚斯堡采用的名称“Groteske”在德语里是“奇怪”“可笑”“丑怪”义，不简单等同于中文的“小说”一词，鲁迅正是参考了德译本的名称才将自己中译本书名确定为“奇闻”。
再者，根据《译者后记》，这八篇译作鲁迅分三次发表，已经发表的几组题名分别是“奇闻三则”（1934年冬天翻译发表的《假病人》《簿记课副手日记抄》《那是她》）、“奇闻二则”（1935年《暴躁人》《坏孩子》），可见鲁迅已经多次使用“奇闻”这个字眼来代表这几篇作品。
另外，1935年9月15日的日记中鲁迅设想的名称是“坏孩子和别的奇闻”，1936年10月17日记录是“费君来并交《坏孩子》十本”，去世前两天收到初版本，但是日记中没有出现作品集全称；而 《鲁迅全集》第20卷末附录许寿裳先生做的《鲁迅先生年谱》中的相关记载是，“（1936年10月）契诃夫作《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本印成”，《年谱》作于1937年5月，“奇闻”应当是鲁迅周围朋友们对这本译文集名称的共识；《年谱》后的《鲁迅译著书目续编》，其中1936年的内容有“……《坏孩子和别的奇闻》：俄契诃夫作短篇小说。《文艺连丛》之一。联华书局印行”，“奇闻”也是鲁迅先生身后人们对这本译文集的最常见的称呼。
可见，契诃夫的这八篇作品，鲁迅先生认为其内涵比普通的“小笑话”厚重，但不符合文艺理论中“短篇小说”的概念，所以在翻译时参照德译本名称慎重选择了“奇闻”。
新中国成立之后，鲁迅先生这部契诃夫译文集多次再版和重印发行，在这个过程中，译文集中玛修丁所做的插画存在着被全部抽掉、被部分删减、被全部替换且插画数量增加的现象。
1953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印刷单行本，取消了插画，扉页还有说明，“对于‘前记’‘后记’中所提到的玛修丁的插画，本版没有采用。”
鲁迅为什么要把玛修丁这八幅插画介绍进中国，并且为此翻译了八篇文章呢？ 原因就是这八幅插画以及苏俄、德国等一批西洋插画家“重在神似”的、与作品细节有出入的插画作品是我国青年美术工作者借鉴的基础，我们不需要照搬他们的画法，但可以、也应该研究他们、借鉴他们，在借鉴分析、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发展我们的新文艺。
当代世界出版社2014年11月版《俄罗斯的童话·鲁迅译童话集》中的《坏孩子和别的奇闻》，依据国家图书馆馆藏版本，少了《阴谋》那一篇的插画，其余七篇里的玛修丁插画得到了保留。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的版本则全部把插画置换成另行创作的少儿版，有26幅。同样是《难解的性格》的故事情节，对比玛修丁的插画，国内新版置换的少儿版给人面目全非的感觉。玛修丁的作品显然更符合原作细节。
我认为初版中玛修丁的八幅插画应该被完整保留、原样重印再版，是基于以下原因：
鲁迅先生对前苏联版画评价很高，“它真挚，却非固执；美丽，却非淫艳；愉快，却非狂欢；有力，却非粗暴；但又不是静止的，它令人觉得一种震动——这震动，恰如用坚实的步法，一步一步，踏着坚实的广大的黑土进向建设的路的大队友军的足音。”切实反映大众生活又具有震撼人心之力度的俄苏版画，非常契合鲁迅的文艺主张和审美趣味。
在鲁迅生前出版的九本版画集中，《新俄画选》《引玉集》《苏联版画集》《死魂灵一百图》等都是介绍引入苏联版画家的作品。在《“引玉集”后记》中，鲁迅说：“我已经确切地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1936年6月，鲁迅在病榻上口述，由许广平逐字记下了《苏联版画集》序，向中国读者介绍俄苏具有艺术价值的异域艺术，更是希望借此发展中国的包括美术、木刻、版画在内的艺术事业。他热切希望自己的“引玉”之举，能使中国的新兴木刻版画艺术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具体到这本契诃夫译文集，苏联版画家玛修丁的插画首先吸引了鲁迅的目光，于是鲁迅就决定为了引进德文版译文集上玛修丁的八幅插画而翻译契诃夫的八篇作品；然后再在《译者后记》中进一步分析西洋插画家的作品，指出未来中国木刻版画和插画家发展的方向，就是要超越西洋画家不追求形似的不足，达到“神形俱似”“更高一着”的境界。
契诃夫的这八篇作品有一定价值，在“前记”中鲁迅先生肯定这几个短篇虽然是契诃夫的早期作品，虽然篇幅短小，虽然作者自以为是“小笑话”，但并不是普通的趣闻，没有一篇是可以简单地“一笑了之”的，而是提出了一些社会问题，指出了社会病症，使人发笑之外另有它的价值。
契诃夫小说有一定价值，但在鲁迅心目中玛修丁的八幅木版插画更具重要价值。在《坏孩子和别的小说八篇》一书的《译者后记》里,鲁迅坦言这次翻译契诃夫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中国介绍玛修丁的八幅插画，而且推断德译本作者也是为了插画而翻译：“这回的翻译的主意，与其说为了文章，倒不如说是因为插画；德译本的出版，好像也是为了插画的”，“我的翻译，也以绍介木刻的意思为多，并不著重于小说”。这位插画家玛修丁的木刻版画作品是鲁迅先生欣赏的，“‘未名丛刊’中《十二个》的插图，就是他的作品”，“他是版画的名家。这几幅画，即曾被称为艺术底版画的典型”。在《后记》中还解释说：“原本的插画,大概当然是作品的装饰，而我的翻译，则不过当作插图画的说明。”
1935年，鲁迅先生译完《波斯勋章》《难解的性格》《阴谋》三篇之后写的“后记”中，以《难解的性格》为例，详细对照文本，分析了玛修丁所配的插画，指出西洋插画的不足，表明了自己对中国木刻版画未来发展的看法。
《难解的性格》原文：
头等车的一个房间里。绷着紫红色天鹅绒的长椅上，靠着一位漂亮的年青的太太。值钱的缀有须头的扇子，在她痉挛地捏紧了 的手里格格地响；眼镜时时从她那美丽的鼻子上滑下来；胸前的别针，忽高忽低，好像一只小船在波浪里。她很兴奋……她对面坐着一位省长的特委官，……他显着专门家似的脸相，目不转睛地在看她。他在观察，他在研究，他在揣测这出轨的、难解的性格，他已经几乎有了把握……她的精神，她的一切心理，他完全明 白了。……那特委官在她手镯近旁的手上接着吻……
玛修丁为这篇所配的木版插画画得怎么样？ 鲁迅认为，“但那木刻，却又并不十分依从小说的叙述，例如《难解的性格》中的女人，照小说，是扇上该有须头，鼻梁上应该架着眼镜，手上也该有手镯的，而插画里都没有”，“虽说‘神似’比‘形似’更高一着，但我总以为并非插画的正轨，中国的画家是用不着学他的——倘能‘形神俱似’，不是比单单的‘形似’又更高一着么？”
作为中国新兴木刻艺术的倡导者，鲁迅先生结合这些插画进行了分析评论，认为外国木刻版画重在神似，但细节上往往达不到与原文的完全一致，重神似而忽略形似，这种现象并不是插画的正轨，不值得称道，更不值得学习，中国未来插画不需要模仿这种做法，而是要追求“形神俱似”，要力图超越西洋画家达到“更高一着”的境界。
鲁迅先生“拿来主义”表现在对契诃夫作品的翻译上，就是借助翻译契诃夫八个短篇引进玛修丁的八幅插画，进而对这些插画进行分析，希望它们成为中国新兴木刻版画发展的借鉴和基础，帮助中国的木版画作家发展出“形神具似”的、具有自己崭新风格的“新文艺”。而这八幅插画，正是他立论的基础，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初版封面上端是书名《坏孩子和别的小说八篇》，上端右侧有“AP.契诃夫作”字样；封皮中间部分是玛修丁所做《坏孩子》那篇的木刻插画，封皮下端有三行字分别是“鲁迅译”“文艺连丛之三 联华书局发行”“1936”。初版扉页共四行字，从上到下是：“安敦·契诃夫：”“坏孩子”“和别的奇闻”“文艺连丛之一”，可见这部译文集被鲁迅先生安排在自己的“文艺连丛”系列出版，是“文艺连丛”系列之三，也是该系列在鲁迅生前出版的最后一种。
所谓“文艺连丛”，就是鲁迅先生在《“文艺连丛”——的开头和现在》 所说的，“首先是印一种关于文学和美术的小丛书,就是‘文艺连丛’，即文学作品和美术插画相结合的出版物”。综合考察鲁迅先生的作品体系，“文艺连丛”这套小丛书比较别致，图文并茂特色鲜明，这套丛书每种都是有插画的，出版时间从1933年开始直到1936年先生去世，只印了三种，第一种《不走正路的安得伦》，1933年5月印成；第二种《解放了的董·吉诃德》，1934年4月印成；第三种便是这册《坏孩子和别的小说八篇》，1935年印造，1936年发行，10月17日鲁迅先生离世前两日拿到手。显然这套丛书的特点是文学作品和美术插画并存，文字和美术的价值是同样重要；如果取消了玛修丁的八幅美术插画，就不是“文艺连丛”了。
鲁迅先生在搜集介绍引进西方木刻作品、培养中国木刻人才方面不遗余力，也可以为了有价值的插画而去购买、翻译甚至“索要”图书。“我对儿童文学一向没有研究，几本童话书是为了插图买来玩玩的”（《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出版），“至于报酬,无论哪一国翻译我的作品，我是都不取的，历来如此。但对于捷克，我却有一种希望，就是：当作报酬，给我几幅捷克古今文学家的画像的复制品，或者版画（Graphik）。因为这介绍到中国的时候，可以同时知道两个人：文学家和美术家。倘若这种画片难得，就给我一本捷克文的有名文学作品，要插图很多的本子，我可以作为纪念”。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鲁迅一贯重视插画的叙事和调节作用，“书籍的插图，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优秀的插画作品能给读者提供文字之外丰富的信息和联想空间，能够调节和表现文字内容，帮助读者理解文字，增加阅读趣味。插画的形象、形式可以是写实的，也可以是夸张有趣的。玛修丁所做的契诃夫这八篇小说的插画人物形象就比较夸张有趣，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出现在德译本和鲁迅中译本初版中的、玛修丁为契诃夫作品所做的八幅木刻版画，最符合译者鲁迅先生的审美趣味和翻译初心，也是鲁迅在译文集“前记”“后记”中立论的基础，建国以后无论是再版还是重印，都应该忠实于翻译者鲁迅先生的意图，尊重译文集的本来面目，应该以“奇闻”来命名，完整保留这部译文集初版的八幅插画；不删减插画数量，更不要取消插画或者用别的风格的图画来替代：随意置换或者增减鲁迅译本初版的插画，不仅改变了译文集的面貌和风格，也违背了鲁迅先生的译介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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