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政的70年，共和国法学教育的70年

    今年，是华东政法大学（简称“华政”）建校70周年。何勤华教授阅三寒暑撰述的《华政的故事》（以下简称《故事》）紧扣华政历史上的若干重要节点，特别是建校、撤校、复校、再撤校、再复校经过，从而揭示出华政从创办到发展各个阶段与另外四所政法学院同中有异的特殊复杂的特点。作者的职业生涯起步于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所受本科教育并非华政，但毕竟在华政学习和执教了四十年，其中一半时间还参与主持校政。这样的经历，决定了作者处理素材时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格局和宽阔的视野。

    本书丰富了华政校史记忆宝库，为多侧面观察华政校史提供了宽广视角。在纪念华政建校七十周年之际，学校与上海方志馆合作，首次编纂出版了《华东政法大学志》，从而填补了华政长期没有正式校史的空白。该志遵循上海方志馆编纂定例，以华政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和组织人事档案为原料，采用述、记、传、表、图、录等形式，按人物志、传略、表和名录，分大事记、组织机构、教职工、本专科和研究生教育、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对外交流合作、思政与精神文明、教育保障、社会服务、学院书院部、人物名录、专记、附录等类目逐一编撰，体例严整，内容翔实，简明扼要，堪称佳作。不过，大学志无论记事，还是评价人物，往往限于体例要求和其他原因而省去了许多生动细节。《故事》恰与大学志长短互见，对照参看两书，可谓相得益彰。作者不求全面、完美和完整，只求从不同侧面和细节来回顾华政七十年的发展演变。这些侧面和细节，其实正包含了校史上一些不便纳入但从另外的角度看又非常重要的内容。对于这些细节的挖掘和记录，又带来该书的另一个优点——它无疑增加了该书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该书对法学史和教育史研究均具价值。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院系调整，在当代中国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素为教育史和法学史研究者所重。有关重构政法院系的一般情形，法学界已有较多研究成果，但也存在一些来龙去脉交代不清、讹误或空白等问题。院系调整的基本方式是以各大区为单元将全国高校的科系相对归并集中，组建大量单科学院。但各大区高校的基数不同，整合院系的规模、难度和复杂程度也因之而异。华东地区教育发达，沪宁两地高校云集，高校和师生占全国总量三成以上，自然成为调整院系的重头。这就在客观上使得华政的组建，成为对全国最为密集地区法科进行全面彻底整合的工作。过去我们只是一般地知道华政由9校的政法类科系构成，但对这9校的背景及其师生、图书资料调配的具体情况，包括大规模调整前部分法科即已停办、合并的情况，并不十分清楚。如果深度研究华政的组建经过，便能通晓整个华东地区法科资源的变动情况。这是弄清楚旧中国法科和旧法人员如何过渡到新时代的关键环节，对研究中国近现代法学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对此用力甚巨，广泛搜寻和仔细对比并入法科遗存于今天的原单位档案和华政现有存档，探微索隐，参以对健在者的访谈资料，考证出合并过程中师生和图书资料流变的真实情况，揭示了院系调整的真实情形，作出了许多新判断，如南京大学、厦门大学除学生外教师实际未到华政；安徽大学、沪江大学只有极少数师生到了华政；东吴大学法学院165名学生到了华政，在合并元素中占比最大；复旦法科在并入华政前已经接收了停办的同济、暨南、浙大、英士、光华、大夏6校的法学院。此外，还纠正了震旦大学法律系并入复旦的说法，厘清了上海学院的概念及其与上海法学院、上海法政学院、诚明文学院、新中国法商学院、新中国学院、光夏商业专业学校六所高校的关系等等。与机构变迁相同，考证旧法人员的去向也极为繁难，特别是那些在近代法学史上作出经典学术贡献、其著述对今天仍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人物。追踪考证这些人物，涉及近现代学术史研究的完整性，对于深入认识和研究全面废除旧法背景下甄别旧法人员的标准和重新安排的真实情况等问题都极为重要。另一方面，对于华政创办时来自解放区政法干部的考证，对判断华政建校时的政治考量和挖掘整理华政办学的红色基因，也都是极有价值的工作。上述内容在一般教育史和法学史研究中，要么被忽略，要么一笔带过，作者孜孜以求于此，洵属可贵。在这方面取得的研究成绩，堪称该书最大亮点。

    该书收集和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该书的文献资料来源主要有三：一是访谈记录，作者亲自访谈老教授、老员工、老领导50多人，记录口述以存史；二是馆藏文献档案，广泛收集书证以存史，并与口述记录交互参验；三是作者以亲历者的权威所做个人记述，保留了大量不见于他处的珍贵史料。如在华政更名为“大学”过程中，作者描述了在接到时任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的电话后与杜志淳书记惊喜异常的情形，像这样生动的记录，是其他书里不会有的。全书选配的247幅插图，有些非常罕见，也是极为珍贵的资料。

    最后表达一点儿“苛求”：该书关于院系调整中师资去留调配问题的分析，如能参考陈夏红《风骨》一书中的有关记述，评价或许会更为恰切。对于华政的第一次被撤销和复办，如能从社会背景及学校管理体制变化的角度稍加说明，会更有助于认识和理解新中国政法教育的曲折发展和经验教训。另外，作者如能对写作过程中查询利用文献资料的种类、范围加以专门说明，必将有便于治校史者的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