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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梦都没敢做过这样的梦！”1988年，26岁的杨春学还是云南财政贸易学院（现为云南财经大学）一名年轻的教师，当他有一天被从北京远道而来的商务印书馆两位编辑找上门来，约他翻译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著作时，他的震惊（惊喜）在3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清晰地留在心间。在那个年代，给商务印书馆译书，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何况那时的他地处偏远的昆明，在学界尚是一个无名小辈。杨春学回忆说，在云南大学经济系读本科时，得知当时的系主任朱应庚先生是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繁荣与萧条》一书的译者，同学们心里都莫名地有了一种自豪感。
当然，天上不会无缘无故“掉馅饼”。从商务印书馆的编辑那儿得知，商务此番上门邀约，是由于中国人民大学李宗正教授的推荐。时光回溯至1985年11月，杨春学为修改和充实硕士学位论文《李斯特经济发展理论研究》，远赴北京查找资料。临行前，导师赵崇龄给了他几位在北京的同行好友的电话，嘱咐他有问题可向这些经济学界的名家求教。一天他在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查资料时，意外地发现李斯特的传记和《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以下简称《自然体系》）。此时的杨春学“大喜过望”，因为此前他所看到的有关李斯特研究的国内文献都不曾提及此书。于是，他复印了《自然体系》《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以及W.O.Henderson所著的Friedrich List,Economist and Visionary1798-1946，并通过电话联系李宗正先生，表达向其请教的意愿。
拜访李宗正时，杨春学带上了这些复印资料。对李斯特还有《自然体系》这样一本书，李宗正似乎也感到意外。“好啊，你发现这本书，对你研究李斯特的思想很有帮助。”李宗正翻看了一会儿复印稿，确认这的确是李斯特的著作。那天，除了谈李斯特著作，杨春学还就论文写作中的一些问题向李宗正请教，李宗正细心地和他交谈对某些观点的表达和论证问题。交谈结束后，李宗正执意留他在家里吃饭。
每逢回忆起这些往事，杨春学总是百感交集，内心激荡起某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事前，我不认识（商务）王涌泉和张宗理两位编辑，虽然知道李先生的大名，却也未曾谋面。那个年代的经济学学子，谁不知道李先生的大名呢？”杨春学在云大读书期间，李宗正与鲁友章编写的《经济学说史》，是经济学专业的必选教材。
从1988年接手翻译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自然体系》和《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杨春学很快完成了任务，但出于对译稿质量负责，他又花了很长时间对译稿进行修改、润色，还请同校一位外语系教师帮忙校对一遍才向商务交稿，最终于1997年出版。其中，《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以附录形式，收在《自然体系》中。2022年，该书经专家论证，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对于杨春学而言，翻译这两本书并不存在专业术语的难题。在李斯特那个时代，德国经济学文献所使用的语言，与德国古典哲学的语言风格绝然不同，一般读者阅读和理解都没有问题。但是，由于《自然体系》中大量涉及欧美经济史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知识，翻译中要真实地表达出作者语言的含义，译者需要具备这方面的知识背景。在杨春学看来，翻译是最深度的研读方式，因为这一过程会迫使译者不断思考如何充分而准确地把原文转化为中文表达。
早在云南大学读本科时，他就对欧美经济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探究落后国家贫困的历史原因，因此，本科毕业论文选取了《德国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奴制复辟问题》，硕士学位论文为《李斯特经济发展理论研究》。1986年硕士毕业后，围绕硕士学位论文，他接连发表了《论李斯特对〈囯富论〉的发展》（1986）、《论李斯特的教育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1987）、《李斯特思想再认识：经济发展理论》（1988）等好几篇论文。如果不是因为某些时代的原因，杨春学会留在原单位，参与新组建的经济研究所，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和经济学研究者。
但既然想法改变了，他于是开始新的人生规划。想起读书期间读过著名经济学家朱绍文先生的《弗·李斯特的国民生产力理论》和《〈国富论〉中的“经济人”的属性及其品德问题》等文章，他复印了自己关于李斯特的论文，寄给朱绍文先生，表达了自己想报考博士的意愿。很快他就收到了朱绍文表示“欢迎”的回信。1992年，他如愿考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跟随朱绍文读博士后，杨春学才知道，导师早在东京帝国大学读大河内一男教授的研究生时所写的学位论文题目就是《弗·李斯特国民生产力理论研究》，其中的部分内容曾以《弗·李斯特的国民生产力理论与中国现代化》在日本《扬子江杂志》上两期连载发表。再后来，他进一步了解到，大河内一郎对李斯特也颇有研究，其《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与弗·李斯特》2000年国内曾出版了中译本。中日不同的国家，几代学者的代际传承，杨春学在隐约中接续了李斯特的研究流脉。
“李斯特最早写作《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是以书信形式写的，只有一些思想火花，到《自然体系》开始整理他的思想，但因为时间仓促，表达受到限制，发展到《国民体系》（全称为《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他开始非常系统地重新来阐述自己的经济学思想。”杨春学认为，李斯特的这三本著作其实是一个不断延伸、发展、充实的体系。
1837年，流亡巴黎的李斯特应法国道德和政治科学院的有奖征文，写作了《自然体系》。当时，科学院提出的问题是：“假若一个国家要实现自由贸易或修改其关税政策，应该考虑到哪些因素，以便以最公平的方式协调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而这也正是他一直思考的后进国家发展问题的政策主题之一。不幸的是，这本书稿直到1925年才被研究李斯特的德国学者阿图尔·佐默尔在法兰斯研究所的档案室里发现，并于1927年以《弗·李斯特选集》第四卷的形式第一次公开出版。
在杨春学看来，《自然体系》的重要学术价值，不在于李斯特为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所做出的辩护，而在于以较为宏大的历史视野，对落后国家应如何基于国情而发展生产力（Productive powers）问题展开的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工业化是具体的发展方案的核心。而这种主题和讨论在其1841年出版的《国民体系》获得了更充分、更系统的表达。可以说，李斯特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家。
“研读和翻译《自然体系》，给我带来的最大收获是，让我充分认识和重视李斯特提出的‘精神资本’或‘智力资本’概念的独特价值，以及它在李斯特国民生产力理论中的重要地位。这个概念远远超出了现代经济学中‘人力资本’的含义。”什么是“精神资本”？ 杨春学说，那就是体现在个人身上从事经济活动的愿望、能力、品德、心理和情绪，包括智力、知识、技能，自信、未来预期、理性思考，进取心、冒险精神及其他的心理和精神状态，等等。李斯特最著名的论断之一是，生产财富的国民生产力比财富本身要重要得多。在他看来，教师、牧师、音乐家等等，都是“精神资本”的生产者，是物质财富的生产力的生产者。
杨春学认为，李斯特运用“精神资本”这一概念，意在为后进国家广泛的制度改革提供一种思想基础。这种意图是借助于“政治生产力”概念来表达的。他利用“政治生产力”概念，分析和说明社会和政治制度对国民“精神资本”的影响。例如，他认为：“司法公正、陪审制度、国会立法、公众监督行政、地方自治、言论自由、有益目的的结社自由——这些都足以使立宪国民以及官员获得一定程度的精神力量，这种效果是难以用别的方法获得的。”（《国民体系》，123页）因此，他对封建专制、教会特权等封建主义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写道：“仅仅土地独占这一事实，就使专制君主、寡头政治的执政者或教士阶级对广大农民有了统治权，而广大农民本身却无法摆脱这种统治。就任何纯农业国家的情形来说，暴力、迷信和教士政治加在农民身上的枷锁，在顽强的习惯势力下已经这样根深蒂固，因此农民已经把它看作是他们自己身体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看作是他们生存本身的必要条件。”（《国民体系》，176页）因此，在这类农民身上，只有体力，而没有“精神资本”这种最重要的生产力。
“这种批评发自李斯特内心的真实感受。”李斯特本人就身受与这些精神背道而驰的专制制度的迫害之苦。虽然《国民体系》的出版，使赞赏李斯特的人群不断增长，其声誉也达到生前的顶点，然而，正如杨春学在《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的译序中所写的那样：学术上的成就并未给他带来什么好运，物质生活的贫困，加之德国封建势力一直没有放弃对他的迫害，终于促使他于1846年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他那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涯。
1925年，《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当时书名译为《国家经济学》）首个中译本出版，译者王开化先生。其后，该书又经陈万煦重译，于1982年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回顾李斯特在中国的接受史，在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界，基于中国当时的国情，有一批学者甚为推崇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且特别重视李斯特基于国家和民族经济利益考察问题的视角。而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直至改革开放这一时期，国内对李斯特思想的研究没有什么进步，甚至因为李斯特被列入“庸俗经济家”而出现退步。对他的思想的介绍，也几乎仅见于教科书中。
“学界似乎过于强调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形象，这确实也是他在世时最著名的形象。”但在杨春学看来，这种形象不足以表达李斯特的思想精髓。对李斯特思想的评价，要充分考虑到其身处的国情。李斯特时代的“德国”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终其一生，李斯特都在谋求通过政治和经济上的一体化改革来推进国家的统一。基于国情，李斯特强烈批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倡导的自由贸易政策。在他看来，贸易保护是像德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走向工业化道路必然要经历的一种过渡性政策。一旦这些国家在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达到与英国相当的发展程度，就可以选取自由贸易政策，从而享有高度的繁荣与文明。
“然而，李斯特并没有全盘否定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国民体系》中，他高度赞扬亚当·斯密，认为正是他‘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有了可能’。事实上，他的生产力理论也是对斯密有关思想的一种发展。”对于这一问题，杨春学1986年曾撰写《论李斯特对〈囯富论〉的发展》进行讨论。朱绍文认为，李斯特经济学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有它本身特殊的使命。大河内一郎则把李斯特视为“德国的亚当·斯密”。杨春学说，这才是李斯特在经济思想史上应有的地位。
于杨春学而言，这位德国经济学家对他的影响更多的是在精神层面。从最初接触李斯特研究开始，其为民族、国家的繁荣而不懈追求奋斗的精神形象就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我认为这是所有学者的追求。学者就像大夫，要察看社会存在什么问题，然后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一个（经济）学者不管研究什么问题，主要目的是要对理解当前的本国社会经济发展有帮助。”
杨春学后来从事欧美经济思想史研究，从初衷上，这和他关切中国现实问题是直接相关的。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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