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与墨的幽淡苍茫中幻化出中国画独有的光芒

    吴山明先生不仅是当代中国画史上重要的艺术家，他更是德高望重的教育家，也是热心助力社会公益事业，担负社会责任的社会知名人士。我是吴老师的晚辈，高晔老师在吴老师周年纪念的日子里邀我写文章，有些意外，同时倍感荣幸。

    2019年下半年，国书院由刘海勇教授组织各个教研室编撰“薪火相传”《管锥·使命——中国画学书学传习录》，其中吴山明卷由我主编。书中除了老师平时积累的课徒稿、写生示范、创作、教学文集等内容，我们还重点安排了老师的寓所访谈以及讲座。因发生疫情，又考虑吴老师的身体健康情况，我们的项目中断了一阵。直至2020年5月，学校组织拍摄制作国际网络课程，我担任《中国画人物画》的内容主讲。中国美院高世名院长希望我邀请更多的老师参与，于是视频课中不同的示范环节我便邀请时任人物专业的老师们分别参与录制。吴山明老师那时在家里调养，听同学们说起他精神还不错。因为两个项目正好都由我组织负责，我也希望借此机缘将两个项目的事合并在一起，在征得吴老师和家人的同意后，我带着研究生团队前往吴老师的住所录制了访谈与意笔写生示范。

    按约好的时间到吴老师在转塘的住所，吴老师和他的一些弟子、夫人高晔老师还有女儿吴高岚都在。吴老师一如既往地亲切和蔼，满头银发，身穿一件亮绯红色的棉布短袖，虽然瘦了不少，但说话气息饱满，思路敏捷。摄像机定位好，便开始关于他的学术访谈。与其说是访谈，实际上是吴老师自己对于他的教学理念、学术思想以清晰的逻辑线索进行表述。我带着同学们在现场倾听这堂凝结吴老师毕生教学经验的大课：吴老师从他对中国画线条的理解开始讲述。20世纪70年代末，他带学生下乡实践用毛笔直接速写及默写，进而与国画系的教学团队开展侧重笔墨的人物画线描的课程训练，讲到自己如何在西藏，每日碾墨速写后无意中积累出“宿墨”并敏感地发现这一特别的用法，由此在艺术的道路上开启了他的个人艺术风格。从笔墨线条表现讲到大尺寸、多人物的现实主义主题创作如何进行，中国画写生造型与笔墨表现创作等教学中基础且重要的问题。

    我不禁想起，1995年我进入美院人物专业就读本科，同班的两位同学常讲起他们考前画画求学的经历，感叹吴山明老师与他们素不相识，但只因为学生们想找老师看画，陌生学子年少无畏地敲响南山路222号美院教职工家属院的房门时，吴老师充满善意地领他们进屋。吴老师和蔼地拉起同学的手把他带进屋，一张一张地看速写，逐一讲解。一边是从异乡赶来考学的普通学子，一边是声名显赫的国画系系主任。作为教师对于每一位真挚求学者的爱与责任，如春雨润物细无声，慢慢地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学子们。

    我与吴山明老师的小儿子吴高强是附中同学，有一天吴高强说他们家的猫生了好几只宝宝，我大胆问他可以不可以分我一只来养，他答应我去领猫。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吴山明老师，在他们家里，那时的房子很小，吴老师很郑重地抱起那一团小白绒球交给我，眼神与语气出乎意料地严肃，叮嘱我一定要好好照顾它，匆匆数语但句句关系爱与责任。现在回想起来，在诸多细节中都体现吴老师对待艺术与生活的态度。

    吴山明老师2014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的个展名为“重返单纯”，我很喜欢这个展名，我理解为这是吴老师内心深处的生活感悟与写照。“平淡天真”是中国画品评的至高境界。尤其在人物画领域中，在纪实性及历史叙事的需求与笔墨质感之美的融通更是一个需要不断思考实践的问题。吴老师的创作一直致力于对于中国画笔墨表现与塑造的探索，并创作出一件又一件耐人寻味的艺术作品。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浙派水墨与浙派素描都已经在国内具有相当的教学与学术地位，也常进行国内不同院校的教学交流，其他院校的师生也带来自己的作品。这其中当然有相互切磋较量的意味，对于浙派的笔墨，有些人提出线性素描与北方的素描相比不够严谨深入、不够扎实、不够厚重等等。我们的老师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线性素描之后也开始不满足于线的表达，希望能获得线条之外的更深入的探索，进而在系里组织教学研讨会时，也着重此问题进行讨论。那时候我们本科生可以坐着旁听，我记得现场吴山明老师坚持中国笔墨的重要性，坚持笔墨即造型以及中国画传统精神在笔墨中的表达是人物画的核心。而更多的老师在激烈地讨论如何能将现有的素描更进一步深入，如何能让扎实深入的素描成为国画人物的基础。

    我记得，在众多激烈的讨论中，吴山明老师用平静的眼神与简练淡泊的语气讲完自己的观点与立场，便再也没讲更多的话语。时间是检验一切的通道，艺术家靠自己的作品说话。在多次研讨之后，不少老师都开始对素描这一课程进行新的思索。有些老师侧重深入写实塑造，有些更强调基础素描的重要性。而因为对笔墨的认知与掌握不仅需要对造型有主动的理解与熟练掌握，更需要基于审美的修养，并非简单的技术性问题，“笔墨”在人物画中的重要性需要更多的主动探索。

    吴山明老师在1963年本科毕业创作《飞雪迎春》、1977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70年代末画的《陈毅同志诗意图》已经显示出深厚的浙派人物画创作功底。潘（天寿）老影响下将写实性与笔墨塑造相结合的浙派人物画面貌在这一阶段已经达到巅峰，浙派五老之后的浙美人开始更深一步思考浙派人物画的前行方向。吴山明老师在1981年创作的《百草园》、1984年的《生机》等作品中已经可以初见个人风格雏形的显现，再到80年代未到90年代初一系列的西藏写生创作，《晨炊》《阳光》《备茶》《雪山之鹰》《牧羊人》等一系列作品，展开了吴老师的艺术新高度，实现了对中国人物画创作形式与表现的新突破，以实际作品为浙派人物画的新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艺术的道路上，任何一点真正的突破都是极为难得的。艺术生命的开展是在作品背后看见艺术家这个人，我们看到吴山明老师从西藏写生时开始发现偶得的宿墨表现方法，并由此逐渐开展完全属于他个人魅力的艺术面貌。正如吴老师自己所言，对宿墨的使用在宋人就有，古人以宿墨之深黑用之，而吴老师则是发现宿墨浑淡微茫中掘出的精神光芒。在编写《管锥·使命》卷册时，吴高岚特意发给我一张吴山明老师画的水墨鱼图，上面有题记：“虚淡为阳，实染为阴。”她说这是吴老师很在意的观点。在很长的创作时间中，吴山明老师在由“宿墨”带给他的艺术路径中孜孜不倦，“混沌中见形痕，朦胧中现灵性”是吴山明老师对当代人物创作的回应。

    吴老师在之后主持创作的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也以苍茫虚淡的大水墨塑造历史下的大事件、大作品、大格局。吴山明老师的“宿墨法”虽然以材料为切入点，但这完全不止于技术与媒材层面，而是基于心性诗意在笔墨用法中的透达。这常让我想起关于中国画中对于素描的讨论，中国画讲境界，如诗，似乎很难言传于具体方法或是明确的传授。人物画艺术是在日常琐碎中，敏锐捕捉并以超乎常人的理解力去归纳概括出神韵特质的形象。应该说，吴山明老师很早就开始尝试追求更高的境界，正如高世名院长在吴山明老师的追思会上所总结的：“我们可以从吴山明老师的创作中关照到他的追求——从水与墨的幽淡苍茫中幻化出中国画独有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