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书在中华”

    江湖上流传“读书在北大，出书在中华”的说法，我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七种图书，实在是荣幸。

    《全唐五代词》，由先师曾昭岷及曹济平、刘尊明和我四人共同编纂。1999年中华书局出版以来，多次重印。此书历经十年而成，凝聚了中华书局多位领导和责编的心血。

    唐五代词总集，原有上世纪30年代林大椿编的《唐五代词》和80年代张璋、黄畬先生合编的《全唐五代词》。因这两种总集存在着不少问题和遗憾，学界期待重编出更好的版本。先师编纂的《全宋词》《全金元词》，自6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以来，一直被学界奉为宋金元词研究的范本。因此，中华书局计划再由唐先生领衔重编《全唐五代词》。1990年6月，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的傅璇琮先生，应唐先生之邀，到南京师范大学参加我们几位同门的博士论文答辩。答辩后，他约我的博士生副导师曹济平先生、同门师兄肖鹏和我三人商议重编《全唐五代词》事宜，因唐先生年事已高，无力主持编纂，只能领衔指导，由我们三人合作重编。肖鹏很快就执笔拟出《全唐五代词》的编纂凡例和校勘细则，寄给傅先生，获得认可。但不久，唐师仙逝，曹老师退休，肖鹏离开高校南下深圳另谋发展，我毕业后回到原定向培养的湖北大学任教，编纂工作被搁置下来。

    但傅先生一直没有放弃此事。经他和许逸民先生共同努力，1992年6月，《全唐五代词》被列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制定的《中国古籍整理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重点项目。稍后，傅先生来信让我重启编纂工作，重心移至我所在的湖北大学，改由我的硕士导师曾昭岷先生及曹济平先生、刘尊明和我四人共同编撰，由我负责项目运作。我当时年方33，虽然已破格晋升教授，但学术上只是初露头角。

    傅先生对青年学者的奖掖提携，是一以贯之的。1992年6月，在浙江瑞安举行的中国韵文学会学术讨论会暨第四次理事扩大会上，傅先生提名我为学会理事，当时我还没有晋升教授职称，只是刚毕业两年的博士而已。1998年，中国韵文学会改选，傅先生又提名我和肖瑞峰教授担任学会副会长。当时我还不满四十，肖瑞峰也刚过不惑之年。

    《全唐五代词》编纂任务确定之后，傅先生安排当时文学室的年青编辑刘石作为责任编辑与我对接，时任文学编辑室副主任的徐俊先生负责指导。1993年暑假，我们写出具体的编纂计划，提交给书局。刘石兄回信说，同意我们的计划，但特别叮嘱：“总集的编纂，很重要的是前期的准备工作。前期工作做得越细越周密，后来的工作就越顺，质量越有保证。所以望兄及参与此役的诸位先生在前期的工作中尽量细致一些，不必过分顾及速度，以使其真正成为能传之后世的高质量的唐五代词总集。”编成“能传之后世的高质量”词总集，是我们共同的期许和要求。

    后来刘石兄工作变动，调至古籍整理出版小组规划办公室工作，不再担任《全唐五代词》的责编，改由孙通海先生任责编，但日常与我联系的还是徐俊主任。我现在还珍藏着七封徐俊兄讨论编纂事务的来信，字迹如新，读之感慨良多。

    按照刘石的提醒，做好“前期工作”，我们又修订了凡例，并写出了若干篇样稿。为了保证书稿的质量，书局又将凡例和样稿排印出一百份，以广泛征求学界的意见。编纂《全唐五代词》，最大的学术难点，是如何确定唐五代“词”的边界，有的作品属诗属词历来混淆莫辨。诗词莫辨之作，是收录还是不收，如果收录又该如何处置？ 我们提出正副编的方案，正编收录可考为词之作，副编收录误诗为词之作。这种做法在总集中是“前无古人”，是否可行？ 能否得到学界的认同？ 我们心中没底。样稿寄出后，收到部分反馈意见，依然是各持己见，莫衷一是。1994年10月我们与《文学遗产》编辑部在湖北襄樊联合主办“中国20世纪词学研究走势学术研讨会”，徐俊兄建议我们在会间找一些对文献有研究和感兴趣的学者开小型专题会予以讨论。会上的讨论虽然没有达成共识，但部分学者的意见深化了我们的认识。最终傅先生来信指示，既然学界意见难以统一，就自定唐五代词的标准，自划边界，并严格执行，只要不自乱体例、不自我矛盾就行。最终，我们听从了傅先生的建议，解决了一个既是词学理论又是编纂实践中的难题。《全唐五代词》出版后，获得学界高度认可。

    1994年前后的学术条件，没法跟今天相提并论。当时没有电子文献检索，所有资料都得到纸质文献里去搜罗钩稽。为了辑考唐五代那些诗词莫辨之作的来龙去脉和相关词集版本，1994年春天，我和曾昭岷老师到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虽然《全唐五代词》是列入《中国古籍整理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重点项目，但没有任何经费支持。曾老师以他个人的资历和面子，从学校科技处要了三百元作为旅费。为了节省开支，我们住在离北京图书馆古籍馆（文津街七号）最近的305医院地下室，那是当年北京价位极低的旅店，每天只需10元房费。我和曾老师早出晚归，每天早上两个馒头一碗稀饭，中午时间紧，又是一个面包加一袋咸菜混一餐，晚上到305医院食堂匆匆吃点米饭后再整理白天所查资料。两个月后，将能查到的资料全部收集到位。收获丰富的文献资料的同时，我也收获了一大“负”产品：由于长时间高强度的紧张劳动，饮食单一，营养不良，造成抵抗力、免疫力下降，又长期在潮湿的地下室生活，患上了慢性皮肤病，一直困扰我到如今。

    1996年《全唐五代词》书稿编就，交给中华书局。当时个人电脑还不普及，我们提交的书稿全部系手写。责编孙通海先生收到书稿后，精心编校。有次我到位于王府井大街36号中华书局原办公楼，拜访徐俊和孙通海先生，了解书稿的进展。只见书稿里贴满了签条，上面写着各种审稿意见和需要复核的资料。审稿意见的深入细致，让我无限感佩。有的出版社，编辑只做技术的编排加工，很少做学术的核校正误，与中华书局的编辑真是不可同日而语。高水平的编辑，往往能使书稿面貌焕然一新，学术质量得到提升，学术精度得以加强。中华书局孙通海等先生，就是这样的编辑。

    《词学史料学》，是我在中华书局出版的第二本著作，已被不少高校列作古代文学专业硕士、博士生的必读书或参考书。此书也是傅先生约的稿，原是他策划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之一。《全唐五代词》如期编成交稿后，傅先生看了书稿，比较满意，对我在词学文献方面的熟悉度也更有信心，于是1997年来信委托我写《词学史料学》。傅先生的信任和嘱托，我自然是毫不犹豫地应承。但我当时刚刚承乏担任湖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没有多少精力用于学术研究，迟迟没有动笔。直到2000年卸任院长职务、调到武汉大学任教后，才在傅先生一再来信催促下启动写作。正式写作之前，拟定了全书目录框架，寄呈傅先生指教，得到他的指点和认可，我才全力以赴地写作。

    编纂《全唐五代词》时，我将唐宋诗词的总集、别集和相关正史、野史、笔记、类书的不同版本翻了个底朝天，熟悉了唐宋诗词及相关文献的内容和版本，知道通过哪些途径方式能找到其书。所以写起《词学史料学》来，得心应手。不仅介绍研究词学需要用哪些史料，还说明每类史料有什么用、怎样用、如何能找到。因而，实用性和针对性颇强。书稿完成后，又寄给傅先生过目，得到他的首肯。责编俞国林先生和舒琴女史精心编校一年多，补阙正误，使书稿大为增色。书稿原名《词学史料通论》，国林兄建议改为《词学史料学》，既简明又更显学理性。近日，偶然在电脑中寻出当年回复国林兄一函，姑照录如后，以为纪念。可惜国林兄来教原函已无法找到，否则可以详细地了解他所做的修订工作。

    国林兄：

    来函与改过的拙稿一月前就已收到。因另有一本教材亟需处理，故延宕至今才修订完《词学史料学》，迟复为歉。拙稿蒙您们审阅修订，改正了不少错误。真是非常感谢。

    兹将有关修订的情况奉闻如下，请酌处。

    一、此稿有几处增补。增补之处，在稿件中用铅笔标出，请再次审阅时留意。

    二、编《引用书目》时又发现了几处错误，主要是电脑统一转换时将不该换的语词也换了。已用红笔改正，光盘中也已改正。

    三、在您们的审稿意见中，《文渊阁四库全书》基本上都改成了《四库全书》。我是这样处理的：凡是泛称某书有四库版本时，就称“四库全书”，凡是特指某段引文出处的版本依据时，就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因为原文是据此本录出，窃以为这样注比较合适。如都泛称《四库全书》，而别的四库本与文渊阁四库本可能不同。

    四、关于脚注中“参”字问题。我是这样处理的：凡直接引文，其文献出处的注都不用“参”见字样。而凡是间接引用，或只是参考某人的观点，或只是提示某观点前人先我提出为示尊重别人的成果，就注作“参”见某书某文，以与直接引文相区别。

    ……

    此稿虽经修订，但也不能说毫无问题。尤其是正式付排时WORD系统可能要转换成方正或别的什么系统，转换后可能会出现错误。因此，书的校样出来后，我还想再校一次，以尽量减少不应有的失误。

    傅璇琮先生非常关心此稿，前几天来信时还在催促。我跟他回电话时忘了谈书稿的事。您收到此稿，烦告知傅先生，请他释念。

    今天正好是我的44岁生日。后记中署此日，也有点纪念意义。

    专此。即请编安

    王兆鹏拜2003年7月21日

    《唐诗排行榜》和《宋词排行榜》，是分别于2011年和201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姊妹篇，曾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和争议。

    这两本书，原是我两篇定量分析论文转化的成果。2008年，我和门生合作，分别在《文学遗产》和《文学评论》发表《寻找经典——唐诗百首名篇的定量分析》《宋词经典名篇的定量考察》。这两篇论文，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分析唐诗、宋词的影响力，量化稳定唐诗宋词的百首名篇究竟是哪些篇目。论文发表后，引发许多学者的兴趣和注意。在当年南京大学主办的“两岸三地清词研讨会”上，香港中文大学黄坤尧先生建议将两篇论文的结论写成书，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唐诗宋词究竟哪些是名篇、哪些名篇影响力比较大。2009年12月在北京大学主办的“中国文学史学科百年学术研讨会”上，中华书局总编顾青先生找我，建议以唐诗宋词两篇定量分析的论文为基础，编写成两部有特色的唐诗宋词选本。我平时研究唐诗宋词的传播，有此机缘，也乐于用新的理念和方法来传播唐诗宋词，于是欣然应允。回到武汉后，就组织门下学生组成写作团队，几经试验，反复修改，才确定撰写方案。后把方案寄给中华书局负责本书策划的王军先生，他回信说：

    兆鹏先生：

    来函收悉，迟复见谅！

    您的团队的精神令人感佩，深致谢意。现就您来函中所提建议略表于下：

    1、“关于书的结构，以简明为上，项目不宜过多。每首作品，还是涉及五个项目为佳”，这一点看来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非常高兴。您也明确指出其中的“上榜理由”为重中之重，这一点确实是本书有别于其他鉴赏图书的关键。样稿中“大江东去”的“上榜理由”基本符合我们的愿望：有数据，有数据分析，间插古人评点。读来比较清楚、了然。

    2、“作者简介”，建议还是略个人生平，详文学史地位影响，特别是在排行榜中的地位。如苏轼，可以 如 此结构：“苏轼 （1037—1 101），字子瞻，号东坡，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二年（1057）进士，官至翰林学士。仕途坎坷，一生屡遭贬谪，但从不屈服。生性乐观旷达、机智幽默，善于超越人生苦闷忧患。苏轼天才纵逸，诗、词、文无不精工，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为‘苏辛’，散文则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他是继欧阳修之后领袖一代的文坛巨擘。其父苏洵和乃弟苏辙也是著名文学家，世称‘三苏’。排行榜上列为宋代第一大词人，其作品的数量，其在100名中占几首，在300名中占几首……”

    ……

    以上是我们的意见，仅供参考。祝好！

    中华书局 王军

    2010.2.8

    为便于推广，王军先生建议将原拟书名《唐诗名篇一百首》《宋词名篇一百首》，改为《唐诗排行榜》《宋词排行榜》。《唐诗排行榜》印出后，在武汉黄鹤楼举行了新书发布和研讨会，顾青总编和王军先生亲自到场推介。与会专家对排行榜的结论和研究方法有不同意见，有关媒体报道又放大了分歧，于是诸多门户网站和主流的平面媒体密切跟进报道。

    吾生有幸，能在中华书局出版几种好书，感念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