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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林
编辑多有这样的愿望：组到大师们的稿子。但大师不多，而出版单位却“不计其数”。怎样才能组到大师的作品呢？ 这确实是个问题。编辑所在的出版平台很重要，若是大社、名社，可谓占尽先机。但社与社之间，编辑与编辑之间的竞争很激烈，大师凭什么会答应给你写呢？ 就凭你在大社和名社？ 或凭你跟大师很熟？ 只能凭你出的选题是否高度契合大师的研究范围和关注点，是否能引发大师的写作欲望和兴趣。
我在组陆宗达先生的文章前，根本无缘识荆，但他的大名于我可谓如雷贯耳。经人介绍，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首次拜访先生，并提出撰写《我与〈说文〉》的请求。先生爽快地答应了，说这篇文章我可以写。我放下心来。不久，又去看望比较熟悉的周祖谟先生，他问我有什么事，我忙答：想请您写《我和〈广韵〉》。回曰：这篇文章我应该写。还有就是约周一良先生。《书品》创刊五周年时，我曾去拜访老人家，提出希望他能题词。没想到他老人家一听就拒绝：那不是佛头着粪吗！这回我又要向他约稿，都快进他家了，心里还在嘀咕：会不会再次遭拒啊？ 见面后我直接提出想请他写《我和魏晋南北朝》，他竟高兴地答应了。不久，他跌了一跤，右手臂骨折，不能写作。在截稿前，他竟用左手写了下面一段话：“去年得帕金森症，今年八月又患骨折。医嘱卧床为主，文思枯涩，不能成篇。世林兄索写小文，愧无以应。就魏晋南北朝史料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写小诗应命，可乎？”看得出，先生是真想写好这篇文章。即便骨折了，还用左手写了三首小诗以概括魏晋南北朝的基本状况。我把先生的诗和上面的那段话发表在我主编的《学林春秋》（中华书局1998年版）上。在第二年重编时，问先生还能不能写，此时他的手臂已康复，很快就写好文章，并于开篇又写了这样一段话：“两年前，张世林兄编辑学者自序的《学林春秋》，邀我写文，当时因病无法应命，勉强写了三首韵都押得不正确的小诗。现在世林兄又准备把上次未及收入的文章重新编入，作为再版，又来邀我。我深为世林兄的决心和热心所感动，这次一定应命，虽然我的学术成就是没有太多可说的。”读了这段话，我心里热乎乎的。作为编辑，你出对了题目，大师竟会如此重视！
我又想到了邓广铭先生。我和他老人家比较熟，曾多次向他约稿。但晚年的他总想赶紧把他那四部传记修订好，不想被其他事分心，所以一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时间给你写稿。至今还记得最后一次向先生约稿，那是在1998年下半年，我去看望他，直接问先生：今天有这样一个题目，我想不出谁能写，只好来请教您。他问什么题目，我答《我和宋史》。他一听便说：这个题目只能我写！ 我马上附和：我就是这么想的。不久，他因癌症住院了。在最后的时日里，他一直要求出院。他的女儿告诉我：他说我要回家给张世林写稿子去呢！ 听到这话我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虽然先生到最后也没能写出这篇文章，但对我的情谊有多重啊！ 每一念及，不禁泫然。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给先生的大弟子漆俠去信，提议由他撰写该文，很快收到了大作——《我和宋史研究》，讲述了他在恩师邓广铭指导下研究宋史的经历和取得的成就。
饶宗颐先生博学多才，学贯中西。我不知给他出什么题目，请他自定，很快便收到了《我和敦煌学》。钟敬文先生是当代研究中国民俗学的大师，我去看他，当面约稿，九十多岁的他很快写了《我与中国民俗学》。我与顾廷龙老颇熟，知道他是图书馆学的重要代表，于是便请他写了《我和图书馆》。我还知道单士元先生把一辈子都献给了故宫，便请他写了《我和故宫》。张政烺先生太博学，我不知道给他出什么题，只好和他及老伴商量，最后确定为《我和古文字学》。季羡林先生同样博学，我只好问他想选哪个题目，他最后决定写《我与东方文化研究》。胡厚宣先生是研究甲骨文的大家，就请他写了《我和甲骨文》。王锺翰先生在中华书局工作多年，是清史研究的权威，参与了《清史稿》和《清史列传》的点检整理，于是请他写了《我和〈清史稿〉与〈清史列传〉》。
新编的《学林春秋》共三编六卷，一共收录了近130位大师撰写的介绍治学经验的文章，有些作者我不认识，更不了解他们的治学特长。但可以通过大师引介，再致函约稿。就这样，凡是能写的，基本上都按时交稿了。这充分说明，只要你出的选题是对的，是符合大师们的研究范围和写作重点的，不管你和他们认识与否，也不管你在哪家出版（最初《学林春秋》初编一部是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来的三编六卷则是由朝华出版社出版），他们都会应约撰稿。所以说，只要你能提出高水平的选题，就可能组到高水平作者写出的高水平作品。
如何强化大师对你的信任，保证今后能继续得到大师的支持呢？我们都知道，出版是一个系统工程，拿到稿子只是第一步，后面的工作还很多，简单说就是如何出得又快又好。作为编辑，好不容易组到了大师的稿子，接下来应该是全力以赴做好编辑加工、催要书号、设计版式和确定封面、提出正文和封面用纸等具体要求。只有这样抓好每一环节，保证环环相扣，才能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快速度给作者呈现质量上乘的图书。做到这样，并不容易。
2000年我调入新世界出版社，为了能继续得到季羡林先生的帮助和支持，我和总编周奎杰一起去拜访他。当我们说明了来意，先生极爽快地答应道：从今年开始，我把新写的文章（除个别专书外）都交由你们结集出版。2001年3月，收到了先生去年写的全部文章。我以最快速度编辑完毕，建议取名为《千禧文存》，先生欣然同意，于是在5月底前就出版了该书。当先生拿到样书后对我说：“稿子交给你我就放心了。书出得是又快又好！”这是我以后每为先生出版新作，他老人家拿到样书时都会对我说的话。第二年我又为先生结集出版了《新纪元文存》。2003年先生虽然也写了，但因为不时住院治疗，文字量不够。我和先生商量，不如和明年的合在一起出版。他同意了。在这之后，他需要长期住院治疗。我去医院看望他，他还对我说：一时回不了家了，我就利用治疗的间歇构思，平时休息时再写，现在已经又写了几篇了。我忙说：还是以治疗和休息为主，写作的事可以先放放。他却说：写作对我来说就是放松和休息。就这样，他一直没有放下手中的笔。2006年我被派到香港一家出版社工作。不久从媒体上得知，病床上的季先生已经写好了新作，据报道有近五十家出版社在“争夺”这部稿子。我给先生的助手李老师打了电话，她一听是我，就着急地说：你怎么还不来取稿子啊？ 我答道：听说有好多人都在抢啊。她说：先生对他们说了，你们都不要争了，我已经答应给张世林了。这叫君子一诺！ 我听了真是万分感动，就这样我拿到了这部稿子。我建议先生用《病榻杂记》为名，他完全同意。接下来只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在香港的和平图书公司和内地的新世界出版社同时推出了繁、简两种文本。当我把样书放到先生的桌上，他认真翻看后，对我说：稿子交给你我就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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