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新闻画报》里的晚清史

    ■夏春涛

    近二三十年来，作为当代中国史学的一大变化和进步，我们整理出版了一大批由当时在华西人摄影或创作、反映近代中国方方面面的图像资料。相比之下，存在“三多三少”现象：以历史老照片居多，画像所占比例不大；以问世于民国尤其是抗战时期的作品居多，涉及晚清较少；多为以揭秘自炫、以独家图片吸引读者的书籍，以大历史观和正确历史观进行深度解读的书籍较少。因此，读张建斌编著《〈伦敦新闻画报〉中的中国人：1842—1912》，不禁感到眼睛一亮。

    《伦敦新闻画报》创刊于1842年，是世界上第一份以图片新闻为主要特色、极具影响的周刊。有别于多数西人以猎奇心理随景拍摄照片，该画报图文并茂，图像为记者现场素描，配合文字进行新闻报道，除同样具有真实、直观的特性外，还具体反映了记者及该刊的对华倾向、态度，具有思想性。1842年至1912年七十年间，该画报合计刊行3696期，其中“中国”（China）一词在文字报道中出现15261次（高于对俄、德、日等国的报道），画像多达千余张。这七十年几乎与晚清历史重叠，张建斌一书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图像二百余幅，以解析该画报所“塑造”的晚清中国人形象，揭示图像背后的历史意蕴。

    全书计5章，第一章“时代变局下的统治者”、第二章“影响国运的权臣大吏”，分别编选关于晚清君、臣的相关报道；第三章“外患内乱下的九州”以战争为主线记述晚清重大事件，展示了一些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画面；第四章“山河破碎的人间万象”主要聚焦社会层面，反映动荡年代的众生百态及社会断面；第五章“东方与西方的碰撞”以小见大，通过西人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报道，反映东西方思想文化的碰撞及晚清中国的演变。全书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等，人物从君主、权臣到普通民众，5章是一个整体，前后呼应、连贯，勾勒出晚清史的基本线索和特征，避免了内容的“碎片化”和条块分割。

    《伦敦新闻画报》的报道出于西人笔下，西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隔膜、报道采访客观存在的难度，导致其报道不免掺杂道听途说和臆想成分，存在史实错误。譬如，画报1908年的报道说光绪帝不到30岁就去世、传位9岁的溥仪（20页），实际上光绪帝38岁去世、溥仪3岁继位；又说两广总督叶名琛处决了在广州“作乱”的太平军十几万人（38页），事实上，举兵围攻广州的是天地会武装，自称“洪兵”或“红兵”，今人称之为“红巾军”。编者逐一订正了此类错误。全书涉及内容甚广，编者在解读时，参阅了大量包括清宫档案在内的原始文献，参考了相关研究著述，叙述准确，文字简练。书中加了不少注释，并择要开列了反映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相关著述及资料汇编，约有百余部（篇），增强了该书的权威性。譬如，关于1857年发生在香港的“毒面包案”，编者结合图像，指出裕盛办馆是当时香港唯一供应西式面包的办馆，并解释了“办馆”一词的特定含义。

    该书所选取的不少报道和图像具有重要价值，丰富、深化了我们对相关历史的认识。例如，1843年3月3日，装载鸦片战争中国赔款、计20余吨中国银锭的5辆马车，在英国士兵押送下，从南安普敦火车站送至英国铸币厂，将被重新铸造；插图中的两位中国官员则是负责移交赔款的专使（30页）。这一幕令人嘘唏不已。再如，1859年，该画报特约画家兼记者私自走访我国台湾岛西南海岸，赞叹“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山脉连绵，古树葱茏，民人淳朴友善。他受到当地官民款待，品尝了蘸糖凤梨，喝茶、嚼槟榔，虽不懂闽南方言，用纸笔一样沟通，不由得感叹“因为整个帝国使用统一的汉字”（162页）。

    该画报对中国的报道是多元的，其中不乏相对正面的报道。譬如，谈到已故前驻英公使曾纪泽，对其赞誉有加，认为他是“杰出的中国政治家和外交家”，“才华卓著、赫赫有功”（54页）。再如，称赞1851年在伦敦万国博览会中国馆的一个中国家庭的表现，内云：“这一家庭组合真是可嘉可赞，容貌装扮鲜明而独特，凸显出一个中国家庭的原生风貌。他们的言行举止表露出谦恭和亲和，十分得体。这一家人一团和气，相互照应，这给观众留下了美好印象。”（192页）1859年，该画报画家在香港周边海湾的山区旅行，在村民家用餐，中国人友善、好客的一面给其留下深刻印象。据载，“在这些村庄里一派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氛围。每个人都悠然地抽着烟、喝着茶”（213页）。

    谈到战争，该画报承认中国军队有英勇的一面。譬如，记述1842年4月清军在宁波抵御英军，一次阵亡六七百人，“他们的战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75页）。关于西方列强侵华造成的劫难，该画报也有报道。譬如，1858年8月14日的一篇配图报道标题为“一场野蛮的劫掠后的广州闹市”，描述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城造成的荒凉场景（86—87页）。画报还从入侵者视角记述了广州军民抗击联军的行动，并转引一位英国士兵的家书，讲述军营日益弥漫的厌战情绪：不分昼夜、无休止的战斗使人“感到疲惫不堪”，心生“厌恶和疲惫”，内心祈求和伤员一样，下次写信时“同样在回家路上”（80—81页）。

    不言而喻，该画报是英国喉舌，其主旨是为英国政府的侵华政策辩解，以获取本国舆论支持，所持历史观本质上是错误的，虽有极少持平之论，但总体上充斥着居高临下心态、狭隘偏见和蛮横。在他们笔下，中国社会专制愚昧，似一潭死水；中国人拖辫子、吸鸦片、女子裹小脚，暮气沉沉。譬如，据报道，1857年春从锡兰开往香港的客轮头等舱乘客中有一中国人，用西餐、有派头，但无人理会，“待他比狗还差，因为他是中国人，而英国人正在广州开战”（143页）。该画报“西方中心论”观点俯拾即是，宣称“蒸汽船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商品，还有人、思想、机器以及与现代文明有关的一切”（11页），妄言只有西方文明才能拯救落后的东方世界，其潜台词是中国理应成为西方附庸；动辄强词夺理颠倒黑白，大肆渲染中国人如何“野蛮杀戮”外国人，以争取西方世界的舆论支持，为侵华战争的“正义性”寻找理由。

    该书编者在“导言”郑重提醒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要抱着审视的目光看待这些图像，图像的内涵与图像本身同样值得深思。”编者在正文中不时就此加以剖析，言简意赅直指要害。例如，画报记述1858年一名被俘的英军士兵获释归来，自称“好吃好喝，未受虐待”，认为这“说明当地中国人已懂得‘文明战争’的性质”。编者分析说：“英国人将自己发动的入侵他国的战争称为‘文明战争’，这恐怕只能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文明逻辑了。”（87页）再如，该画报报道《中英天津条约》签订一事，大言不惭地认为这“不仅是结束数月的流血与苦难，而且很可能引领这个独特而美好的帝国的未来进入更光明的时期”。编者一针见血指出：“英、法、俄、美等列强逼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这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带给中国的绝不是光明，而是更苦难的黑暗！”（41页）又如，该画报1857年将英国驻华公使约翰·包令描述为“中国的朋友和爱好和平的人”，其坚持对华动武开战是“不情愿的”，是“被迫采取艰难而特殊的立场”。编者反驳道：“事实上武力威吓与胁迫自始至终是英国在中国攫取利益的必选手段。”（83页）

    总之，《〈伦敦新闻画报〉中的中国人：1842—1912》一书具有独特价值。借此回首110年前的这段历史，对于我们树立正确历史观、坚定不移地走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大有裨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