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学界研讨日本史研究的学脉传承

    本报讯（记者王洪波）由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日本史研究的学脉传承与守正创新高端论坛”10月16日在天津举行。论坛聚焦王金林、万峰、吕万和、汪向荣、俞辛焞、杨曾文等6位日本史研究大家，梳理当代日本史研究的学脉，研讨日本史研究守正与创新的路径。

    “有懂传统而未创新者，未有不懂传统而能创新者。”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刘岳兵教授在开幕致辞中说。他认为，回顾新中国日本史研究各个领域“拓荒者”的学术历程，总结他们的学术成就和贡献，学习他们的治学方法和精神，有利于我们做好“接着讲”的工作，也为今天的理论创新或方法论自觉提供了抓手。

    围绕论坛主题，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王海燕教授就“王金林先生的日本古代史研究”，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张跃斌研究员就“万峰先生的日本近代史研究”，日本山梨学院大学熊达云教授就“吕万和先生的日本近代史研究”、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徐建新研究员就“汪向荣先生的中日关系和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宋志勇教授就“俞辛焞先生的日本外交史研究”、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院长江静教授就“杨曾文先生日本佛教与中日佛教交流史研究”，分别作主题报告。

    报告人认为，王金林先生等6位学者基本上都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培养的第一代日本史研究者，都是在1970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迎来了自己的学术爆发期。“由于时代的影响，他们没有留学日本的机会，也很难获得第一手史料以及日本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王海燕说，这一代学者学术历程十分坎坷，而一旦有了基本的学术研究和发表的条件，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成果频出，推动中国日本史研究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高潮。

    报告人认为，王金林等先生都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论著问世，像王金林先生的《奈良文化与唐文化》，万峰先生的《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吕万和先生的《简明日本近代史》，汪向荣先生的《邪马台国》，俞辛焞先生的《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外交史研究》，杨曾文先生的《日本佛教史》等成果，覆盖了日本古代史、日本近代史、中日外交史、中日关系史、日本宗教史等重要领域，为我国这些领域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报告人认为，王金林等先生在研究方法上有很多共同点，也有各自特色。“万峰先生的研究体现了浓厚的现实关怀、对理论探讨的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张跃斌指出。事实上，上述特点几乎是这一代学者共同拥有的，值得后人继承和发扬。此外，他们对资料的重视，对论从史出的坚持；从跨学科角度开展研究的宽广视野；对中国学术的主体性的坚持，都是值得弘扬的优良传统。

    论坛专门设置了“新生代讨论”环节，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等学术机构的10位青年学者作了交流。

    论坛闭幕式上，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李卓、北京大学教授宋成有、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教授张明杰、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杨栋梁分别致辞。“传说改革开放之初，有日本学者说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尚处于小学生水平，这深深地刺激到中国学界。但实际上，到1990年代，这样的声音就再也听不到了。”杨栋梁说，“但是，怎样从日本史研究的大国成为日本史研究的强国，仍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他认为，日本史研究已来到高度专业化的阶段，但也存在碎片化等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研究日本史的问题意识为何、如何回应时代要求、如何体现现实关怀、如何进一步打开视野从全球史等角度开展研究，都需要进一步思考，“在这些方面，前辈学者的探索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