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议题再次引起学界关注

    本报讯 中间美术馆与商务印书馆近日联合举办了“中国作为问题”系列学术活动的最新一场——“再谈‘文学性’：诗学、历史与人”，活动以北京大学教授吴晓东新著《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为出发点，资深学者与青年学人共聚一堂。

    “文学性”的立场是我们进入历史、介入当下以及展开关于未来的多元思辨的一条通道。诗学、历史与人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场域中交织、互动与共鸣，共同凝结为一份“20世纪文学经验”，《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即循此写就。学术活动之所以称为“再谈”，是因为此次与会学者多曾就这一话题发表过见解，本书序论《“文学性”：经典与阐释》中洪子诚与吴晓东就对“文学性”“文学经典”“批评、阅读和阐释”等问题作了的精彩论述。如今，关于“文学性”的讨论依旧聚讼纷纭，“不信任的声音”与坚守“文学性”的立场并存，构成了“再谈‘文学性’”的一些新的背景与语境。

    洪子诚教授对近二三十年间学界有关“文学性”问题的讨论做了回顾与评述。他表示，“文学性”被提出的现实根源在于20世纪90年代对文学作为载体及文学创作活动的不信任，文学遇到危机的论调由此产生。但洪子诚持有相对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应对文学抱有信心。黄子平教授从“作为信念的文学性”和“作为方法的文学性”两个角度作出剖析：“作为信念的文学性”即文学可以作为慰藉并为人提供安放心灵的乌托邦，这与马克思对宗教的论述存在互文关系；“作为方法的文学性”即“文学性”绝不止于理论上苍白的定义，而需要在听说读写的实践中成型，这启发了当今的文艺教育者，培养学生审美感受力的目标将永不过时——对文字和美的感受正是“文学性”存在的一大根基。

    面对时代的变动与个人的稳定之间构成的张力，钱理群教授从日常生活、大自然和历史这三大永恒里找到了内心的踏实与从容，从与经典作品的对话中找到了沟通心灵的知己。他表示，文学经典是人类历史变中的不变，通过一代代人的阅读、研究、阐释而渗透到不同时代的不同现实之中；它同时也是未来性的，对经典的重新认知取决于我们怎样看待自己的未来——这样文学经典便具有了历史、现实、未来的三重性，是历史、现实、未来中的永恒。因此，文学可以成为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心安之地，乃至于为人们提供生活的目标与动力。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倪文尖、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教授毛尖、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等参加活动。吴晓东表示，与会学者对“文学性”的理解朴素而深刻，反映了“文学性”向善、向美和向真的力量，从终极的意义上指出，文学与“文学性”的目标就是使人更美好。   （夏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