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人文学”研究

    商金林老师是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的老同事、老朋友。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北大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是一个非常值得怀念的学术、教学群体。它的特点和魅力就在于，每一个成员，在学术研究与教学上，都各有特色，具有极大的独创性，又彼此补充、支持，更相互欣赏——后者尤其难能可贵。我和商金林老师的关系就是如此：我们平时接触并不多，就像他的学生所说的那样，商老师“从来不拉圈子，不东张西望，只是安安静静做自己的学问”，我也如此；但我们却暗暗地彼此欣赏。我还暗暗地为商老师打抱不平：尽管他在所作的叶圣陶研究等领域一直有很大影响，但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却多少有些被冷落，也就如他的学生所说，“如果真的以名气大小评价他，这是不公平的”。（参看李斌：《做一位人品高洁、勤奋治学的读书人——商金林先生印象》，《名作欣赏》2021年第34期）在我看来，“名气大小”倒无所谓，问题在商老师的学术特点与成就没有得到学术界充分的体认，受到损害的就不只是他个人了。正因为如此，我一直在内心里有一个愿望，就是把商老师作为我的“学人研究”的对象。因此，当商老师表示希望我为他的新作写点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了下来。这两天认真一读，更感到了商老师学术研究的独特与分量，真的是对“商金林学术”作认真的研究与评价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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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由于长期的忽略，真要研究，又不知从何入手。就在多少有些困惑的时候，我读到了收入本书中的《日本〈中国文学〉月报中的周氏兄弟》，并注意到商老师发掘出的成立于1934年的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两大特点。一是“当时日本的中国研究是清一色的中国古典典籍的研究。竹内好、武田泰淳、冈崎俊夫等一批年轻学者勇敢地站出来挑战整个日本的中国研究界，誓言要与现实中‘活的中国’接触，并强调这种接触的重要意义”。二是研究会创办的《中国文学》月报上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增田涉译注本译为《中国小说史》）的介绍与评价：“这本书不仅论述了从古代到清末的中国小说，也论述了政治经济、民族社会与小说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对这部小说史的评价应该是前无古人的旷世之作。它超越了文学史，达到了人文史的顶峰，是中国研究者以及学者和文人必读的世界的巨著。”还有对《大鲁迅全集》的介绍与评价：“中国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个伟大的谜！！ 解开这个谜的唯一的钥匙是这部《大鲁迅全集》。”写到这里，商老师忍不住感叹说：“这两则广告大气磅礴，精彩至极，字里行间洋溢着译者和出版社对鲁迅的无限敬仰。”显然被震住了。而我读到这里，更是茅塞顿开：商老师（或许也包括我，我们这一代学人）不正是在关注现实中“活的中国”，试图解开“现代中国”这一“伟大的谜”，而在1980年代聚集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吗？ 我们实际继承、发扬的，不正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开创的“超越文学史”的“人文史”的研究传统吗？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就在我研读商老师的新作的前几天，即9月25日，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正式成立，指出当下的中国学术研究存在着“重传统、轻现当代中国研究”的不平衡现象，因而强调要重振“现代中国”的研究，认真总结20世纪、21世纪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教训，建构“现代中国人文学”，解答“现代中国之谜”。这正与商老师所注意和强调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开创的“人文学”传统相呼应。我们也因此看清，商老师的学术研究的最大特点与价值，就是进行这样的“超越文学史”研究的“人文学”研究的最初尝试。我也因此找到了理解、评价商金林老师这本《中国现代作家的读解与欣赏》的一个最佳切入口。

    所谓“人文史”研究，按当年日本学者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评价，其最大特点，就是不仅关注文学史上的小说文体演变，更关注“政治经济、民族社会与小说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从而有了一个“超越了文学史”的更广阔的“人文学研究”的空间。应该说，商老师的研究在这方面是高度自觉的，他之所以历时五十载，以惊人的毅力钻研叶圣陶，就是因为“研究圣陶先生可以纵观现代文学、教育和出版事业发展的历程，追寻近现代知识分子前进的足迹”（李斌：《“提供更多真实的中国现代文学图景”——北京大学商金林教授访谈》，《新文学史料》2018年第3期）。商老师这方面的成就与贡献已有目共睹，我就不再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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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多说几句的，是这一次阅读商老师的新著的一个新发现：《从音乐美术中领会人类的思想情感智慧光辉——湘西音乐美术与沈从文创作之关联》。说是“新发现”，是因为商老师提供的是一个全新的，却更接近其天性的沈从文：他身上的“楚文化禀赋”不仅在许多研究者都谈到的“重生命、重自然、重个性、重情感”，更在为研究者所忽略的“对于神韵的形态、色彩、声音乃至气味都十分敏感”。

    正是商老师提醒我们注意沈从文关于他的“人的生命与声音的关系”的自述：“一切在自然中与人生中存在的有情感的声音”，都已经“陆续镶嵌在（我）成长中的生命中每一部分”，“也许我所理解的并不是音乐，只是从乐曲节度中条理出‘人的本性’”。还有“他的创作与音乐的关系”：“（我所写的）大部分故事，总是当成一个曲子去写的，是从一个音乐的组成上，得到启示来完成的。有的故事写得还深刻感人，就因为我把它当成一个曲子去完成。”——在我看来，这都是商金林老师对沈从文其“人”其“文”的重大发现。

    或许更应该注意的是，商老师从沈从文与音乐、美术的关系入手对沈从文作品的“人文”价值的独特发现和阐释。他这样描述、评价沈从文小说里的“纤夫、船工、打油工‘神圣’的‘歌声’”：“沈从文所展示的并不是纤夫的屈辱的地位和沉重的苦难，而是他们‘血液里的铁质’，他们如何用血汗挥写湘西的水上文明”，沈从文从纤夫的歌声里“感悟到更多的是纤夫作为‘人’的‘尊严’”，“沈从文写的就是纤夫的‘生命形式’，或者说是‘生命史’”。这是商老师特别看重的沈从文《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边城》等小说里的“‘杂糅神性与魔性’的山歌”：“山歌表现的是真情实感。‘山歌’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是人类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凝聚体，是民间文化的百科全书”，“沈从文的抒情气质和‘单纯’，以及他善于写‘人’的‘精神生活’的视角，都得益于湘西山歌的滋养”。商老师还注意到，湘西苗族、土家族都是“爱‘美’的民族”，沈从文认识与描述“楚人”的“生命”，“实由美术而起”。

    这样，商老师就从沈从文笔下的纤夫的号子、山民的山歌、民族的服饰里，发现了沈从文最为在意、努力揭示的湘西“人”的“精神生活”“生命史”以及背后的“文明”形态。这样的“沈从文解读”，正是“商金林人文史研究”几乎独一无二的创新与最具魅力之处：它从美术史、音乐史的角度去解读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别开生面地揭示了沈从文作品超越文学的人文价值，而且特具说服力与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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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已经涉及“人文史”研究的另一个特点：“人文”，“人文”，它关注的始终是“人”（作品中的“人”，以及作者、研究者、读者的“人”的情感、生命的投入）与“文”，以及作为研究方法的“由‘人’及‘史’，又由‘史’见‘人’的学术道路”（参看李浴洋：《庾信文章老更成——商金林先生学术印象》，《名作欣赏》2021年第34期）。在这方面，本书收入的《认识在北大中文系执教过的老师们》和《太学举幡辉青史 后此神州日 日新——几代人的“五四”（1919—1949）》堪称“代表作”。商老师在《太学举幡辉青史 后此神州日 日新——几代人的“五四”（1919—1949）》里特地引述了郁达夫和沈从文的“五四”观：郁达夫强调“文学是‘人学’”，“五四”的最大价值是对“‘个人’的发见，这才有了‘文学’的发见”。沈从文则在《五四和五四人》一文里，第一次提出“五四人”的概念，强调“‘五四精神’得靠‘五四人’来诠释”。商老师也就找到了研究“五四”的独特视角，开辟了一条研究新思路。于是，我们就通过商老师的描述，与一批特具魅力的“五四人”相遇了。

    这是叶圣陶：“爱友如命 有很多相伴一生的朋友”，“爱家恋家，家庭的和美温馨令朋友们羡慕不置”，“总觉得自己所得太多，总要求自己把工作做得最好，做到极致”。这是朱光潜：“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为人毫无世故气，为文毫无江湖气”，“要为全国制造信仰学术的风气”，“用拼搏的灯火照亮屈辱和苦难的暗隅”，“懂得忍，不盲从，不攀比，不附和，不去关心世俗生活中人们所追求的功名、权位、财富，远离世事纷扰，平和豁达，生活简单化，让‘身’坚强独立起来，即便遇到再大的磨难和坎坷也不会悲观迷惘，随俗浮沉，而只会愈挫愈勇，精进不懈”。这是闻一多：不仅“集艺术家、诗人、学者、斗士于一身”，更目光远大，“并不怀疑我自己的造诣很属殊特”，“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定能为人类作出‘最伟大的贡献’”，何等的志向与气势！

    当然，不可不说的还有鲁迅。这也是评论者所特意关注的：不少商老师这样的“第三代学者”，“中年过后都在各自极具特色的研究对象以外，增强了对于‘五四’与鲁迅的关注，写出了力透纸背的文章”（参看李浴洋《庾信文章老更成——商金林先生学术印象》）。引起在《为了“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鲁迅的思想情怀》里，留下了他心目中的鲁迅形象：“为了‘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而存在的不朽的生命。这就是商老师笔下的“五四人”：他们“都有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的热忱”，更有“做人的准则——有所为，有所不为，都是君子，爱己也爱人，都有一种‘青春不老创造的心’，都还带有一点天真的稚气，因而极其可爱，极其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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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极其可爱，极其可贵”的“五四人”，对于我们这些“五四”研究者，都是既熟悉又新奇的。我总为能从商老师这里获得意想不到的新的发现而欣喜、称羡不已。我想过其中的缘由：商老师是“把自己的生命也融入对于对方生命的认识与理解中”的，作为评论者所说的“五四人”的“隔代知己”，商老师的“人文学”研究，实际上是研究者自己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一次对话，既是对研究对象的人的生命的不断“发现”，更是对自我生命的“修身”养性。商老师对此是完全自觉的。

    他说过，通过阅读与研究，走进研究对象的世界，“一定会厚实我们的底蕴，纯粹我们的精神，完美我们的性情”（《望之俨然 即之也温——我记忆中的叶至善先生》），他还一再表示，叶圣陶的精神，“完全可以‘照着学’‘照着做’”（《〈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叶圣陶〉后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商老师的研究，在评论者眼里，就呈现出一种特具魅力的形态：“他是在以叶圣陶的精神研究叶圣陶，与叶圣陶对话；也是在以叶圣陶的眼光衡人论世，察势观风；更是在以叶圣陶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有所为又有所不为的‘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李浴洋：《庾信文章老更成——商金林先生学术印象》）。

    这其实也正是文学作品的“人文史”研究的一种理想形态：“人文史”研究的“人”，既包括文学作品所描述的“人（物）”，作品的创造者作家其“人”，也包括文学研究者（学者）其“人”；而“人文史”研究的“文”，自然涵盖了文学“作品”和学术“论著”。由此，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作家与学者的生命就最终融为了一体，吸引我们读者的，就不仅是作家，更有学者自身的生命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