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千曲而晓声

    中国当代文论建设是一个常谈常新的问题。有学者笑言，如果文学研究领域存在一条鄙视链的话，文论研究必然是处于最底端。与古典研究的古雅风流和现当代研究的灵动鲜活相比，文论研究常常“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显之说”，既隔绝于源远流长的中国学术传统，看上去也缺乏思想的原创性，就连其存在的意义都常常要被拿来反思。但是，就像古人认为好的学问应该寻求义理、考据与辞章三者的统一，我们是否可以尝试打破二级学科设置的诸多局限，从一种更为宏阔与圆融的视角，来探讨当代中国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兆胜先生多年来一直就这一“跨学科”研究不辍探索，他的《天道与人道：中国新文学创作与研究反思》一书可以看作是这一研究的积极尝试，能够为理论研究和文本批评提供一股温润澄澈的“源头活水”。

    从专业背景来看，兆胜先生早年以五四新文学研究开启学术之路，后又以林语堂研究为博士论文，并长年致力散文创作研究以及当代文学批评。但他还有另一重身份。作为中国顶级学术刊物的文学编审，兆胜先生二十年来始终站在中国文学研究的最前沿。阅尽天下文章是一件繁重辛劳的苦差，却促使他“操千曲而晓声、观千剑而识器”，逐渐跳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有限格局，在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联中、在天地自然的融通中思考人的创造与智慧，这也正是兆胜先生将此书取名为“天道与人道”的主要原因。

    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创新的瓶颈之一，是很多所谓的“理论”并不能普遍适用于当代的文学实践。于是我们看到，理论与创作，原本应该密切关联的两方却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彼此近在咫尺，实际上却相隔天涯。究其原因，恐怕很大一部分要归咎于我们的文论多数来自既有理论的纯理性推衍。20世纪西方文论诸多流派各显其能，引领中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文学批评，或分析梦境推根溯源，或撕扯裂缝延异文本，或跨越学科聚焦权力，热热闹闹各显其能，到头来却始终无法探知“意图的奥秘”，仿佛文本意义就是一座缥缈九天云外的仙山，我们手中的工具越多，反而越难以寻得到达的幽径。对此，兆胜先生着力探索的对策便是“用中国审美烛照西方思辨”。

    “用中国审美烛照西方思辨”的关键之一便是方法论讨论。兆胜先生认为，在文学创作与研究中，主体应重视细节和细读之于文学创作与研究的重要作用。此处所说的“细读”，并非完全等同于西方语义学里的close reading，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基于绝对宁静内心的“十目一行”。老子讲“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作者将文学创作与研究中的“细读”方法与“虚静”的治学态度相联系，主张沉浸式的、眼到、口到、手到、脑到、心到的读书方式，把卷在手、反复诵读、精辟入里。对创作而言，“因为内心静穆，所以才能宁静致远，使研究富于广阔、深度和力量，也使叙述、结构、分析和用词遣句简洁明晰，圆融醇厚”（《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的清明圆融》）；对批评而言，这种阮元、钱穆式的精细琢磨，可以使批评家沉潜作品，做到“论从史出”，避免“从理论中来的随意猜度”（《黄钟大吕与金声玉振——朱德发的学术品格及追求》）。

    作为学术期刊编审，兆胜先生认为，当下文学创作与研究中的文本阅读常常过于功利、过于消遣、过于草率、食不知味，由此出现了很多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虚假研究”和“骗人研究”，研究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创新性根本无从谈起。《天道与人道》一书中所选每一篇文章，均是作者抱朴守拙“十目一行”苦心阅读精心思辨的结果，每篇均有细致入微鞭辟入里的文本分析。作者常常处于胡适所说的“致其知而后读”的状态，“遇着疑难时，东一个暗示，西一个暗示，就不至于呆读死书了”，这才有了书中的处处燃烧着生命智慧的诗与思、情与理、器与道，以及闪动着心灵光芒的“天唱绝响”“双峰鸿声”和“弦上清音”。

    “用中国审美烛照西方思辨”，这一理念几乎体现在兆胜先生所有的研究中。近半个世纪以来，受欧化语言影响及翻译介绍误导，中国文学研究学术写作的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通篇术语罗列逻辑叠加，然作者观点如何，却常常迷失于瓦砾堆积般的字里行间。兆胜先生始终保有一种语言的“洁癖”，他生动描述了这种“洁癖”带来的痛苦感受：“当读一篇论文的语言像吃劣质饺子一样，塞在牙缝的肉筋扯都扯不出来，你的感受若何？这真有点像走入弃之千载的地道，被昏暗、潮湿、霉味和阴气所包裹和缠绕。”（《学术语言的现状与理想》）他既不喜故作高深的长句倒装佶屈聱牙，也不爱“无一字无来历”的引经述典冗杂赘余。无论是学术写作还是文学创作，直截了当说理、直入人心叙情，是其一贯的行文主张。在作者看来，“真正优秀的学术语言应是明晰的，它清透若秋水简洁似算子，质朴像农人，结实如武士”。

    现在，我们再回到本文开篇所提及的那句玩笑话。中国文学研究的创新发展之所以常谈常新，从另一角度来看，似乎意味着我们暂时并没有找到使中国文学研究鹤立世界文学研究之群的关键“秘钥”。中国文学创作与研究的独特价值，不在于我们拥有西方文学所具有的诸多品质，关键在于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生命智慧与审美体验走出西方文学创作与研究的瓶颈，为全世界的文学创作与研究引入活水、注入新质。“西方学术在强调理性的同时，最大的局限是将学术与人生、生命分开，过于强调‘学科性’和‘专业性’，而忽略了‘学术与人生’的辩证统一。这在中国学术中正相反：学术是为人生的，没有对于人生的彻悟与智慧，是不可能做好学问的。”（《“正途”与“异路”》）因此，“用中国审美烛照西方思辨”，是作者对中国新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深刻反思，更是其为中国文学创作与研究创新发展所指出的“坦途”与“异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