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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2年10月26日 星期三

    汉译译者谭

    姚小平:洪堡特是我考察中西语言学史的一大起点

    《 中华读书报 》( 2022年10月26日   07 版)

        姚小平

        “如果有雨,就到我家里小坐,顺便看看我存的一套汉译名著,好像五百多本,十多年前一次买全的。一直没有时间读,但今春开始陆续看,读了三十来本了。”国庆节前夕,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译者系列访谈联系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姚小平先生,我们约定节后在他居住小区的湖边见面聊聊。不料那天起风,采访于是改在他的书房进行。客厅的几个书架上,密密实实排满了这套汉译名著,橙、黄、蓝、绿和赭石五色的书脊构成了一面醒目的“彩虹墙”。“快的话一天看一本,慢的话一个礼拜一本,逐渐地看。”姚小平一边说,一边拿起阿玛蒂亚·森的经济学名著《贫困与饥荒》朝我扬了扬,这是近几日他正在阅读的。而在这五百多本汉译名著里,就有两本是他本人翻译的,一本是洪堡特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以下简称《论语言》),另一本是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

        1970年,初中生姚小平从上海下放到东北。在1978年考进黑龙江大学之前,他在黑河地区嫩江县红卫公社北江三队务农八年。这期间,他开始跟着广播电台自学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进大学后学的俄语专业,同时又自学了日语,研究生毕业后进北外语言所工作,其间到德国学习,又开始学德语,以及希腊语、拉丁语。每当有人惊叹他掌握了那么多门语言,他一定会反驳:不能说“会”多少门外语,至于“精通”就更谈不上了。“我不喜欢‘精通’这两个字,应该是‘熟’吧。如果按‘熟’的标准,应该是英语、德语,能说能写;俄语、法语,读书没什么问题;日语呢,也能看看书。葡语学得晚,是十年前为研究1580年代的一本《葡汉词典》才学的。”因为当工具用过的语言比较多,他的专业身份常常被搞错:比如,他译过《英语字词用法》,编过《汉英词典》,别人以为他是英语专家;从德文翻译《论语言》《论语言的起源》以及甲柏连孜的《汉文经纬》,又让人误以为他是学德语出身。

        实际上,姚小平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语言思想史,而洪堡特研究和《马氏文通》研究构成他考察中西语言学史的两大起点。他译出的德国语言学著作共五种,其中最早的就是洪堡特的《论语言》。相比自己的洪堡特研究,姚小平更看重翻译。在他看来,译本一旦出来,就会有很多人读它,这相当于推广了洪堡特的学说。“人们往往瞧不起翻译,某种意义上,翻译往往比研究更重要。”但在姚小平这儿,研究洪堡特比翻译洪堡特要早得多,而他决定做洪堡特的研究,多少有点偶然。1985年,姚小平第一次去德国,在科隆大学图书馆里读到洪堡特的著作,遂产生强烈的兴趣。这期间,他除了学习几门新的语言,主要的时间都用来读洪堡特几十卷的全集,收集相关的研究资料。这之后,姚小平陆续写过很多篇关于洪堡特的论文,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1995年外研社版)。

        姚小平完成《论语言》的翻译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此前,他和商务印书馆从未打过交道,因为自己的领导、北外语言所所长许国璋先生很看重这本译著,经由许国璋的牵线搭桥,洪堡特的这本语言学经典最终于1997年在商务出版,并于次年被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本书的影响很大,不管怎么说,它是国内的第一个中译本,学界评价也还不错。”说到这点时,69岁的姚小平“一直到今天还感到很自豪”,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大事情”。

        洪堡特学识渊博、兴趣广泛,曾在美学、民族学、古典文化等一系列领域进行过深入的探索,但他一生的主要兴趣集中于语言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成就,被视为理论语言学和19世纪整个语言哲学系统的创始人。在他之前,德国人文科学史上虽不乏语言哲学著作,但其《论语言》却被后世的欧美语言学界誉为第一部普通语言学巨著,也是理论语言学的奠基之作。洪堡特的文风和哲理接近于黑格尔和康德,姚小平从德文直译,其间经历诸多繁难,一本书断断续续译了三四年。

        与此相反的是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当年,姚小平利用暑假几个月的时间就迅速地完成了全书的翻译。据了解,《论语言的起源》姚译本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中译本,也是先在商务出版单行本(1998年),随后被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赫尔德和洪堡特的语言风格完全不同,一个是严谨的学术语言,一个是浪漫诗化的语言。《论语言的起源》就是一部很长的诗篇。”有外国读者评价说,《论语言的起源》可能是西方有史以来惊叹号用得最多的一本书。作为译者,他必须自如地穿行于不同语言风格的世界。译洪堡特的书,需要对德国人文科学,对黑格尔、康德的著作有大致的了解,而翻译浪漫主义文学代表的赫尔德的书,则应该具有歌德、席勒等人作品的基础知识。对姚小平而言,翻译之难,在于传达原作的语言风格。“《圣经》里说语言是上帝创造的,赫尔德要反驳‘语言神授论’,他处在那样的时代环境,只能拐弯抹角地进行。所以你得站在他的立场,跟着他思考怎么样巧妙地避开那些绊脚石,因为他不能否认上帝的存在。他得绕开它来阐述语言是人的发明。这是很难的事情。”

        在姚小平之前,国内对于赫尔德的语言学基本上没有什么研究,最多只是提到《论语言的起源》时评点几句而已。他的翻译无疑具有拓荒的意义,“虽然只是很小的一本书,但它在西方语言思想史上很重要”。可惜限于精力,姚小平没有深入赫尔德的研究。

        姚小平关注语言学思想史,更关注语言学史上的个案,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1995年,他第二次去德国访学,接触到一些德国做语言学史的学者,他发现对方的研究方法比较好。“他们有一种宏观的语言学史,或者说是一种历史哲学的思维,这个在中国做语言学史的人当中比较少,所以我的感悟比较多。”回国后,姚小平开始撰写一系列文章,介绍西方的语言学史研究,如历史哲学的、语言学史学的等等,然后开始关注一些个案。“个案很重要,是做史的基础。”这是姚小平一以贯之的观点。

        关于洪堡特,姚小平曾花很大精力将其一些分散的语言学论文收集起来,编成《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出版。某次,他应邀到北大中文系参加座谈,在座的徐通锵先生对他说,作为个案研究,你选的两个点(洪堡特和《马氏文通》)很好。“其实这也不是特意选的,而是碰上的。研究洪堡特是一种巧合,碰上了就喜欢了,然后就做下来了。《马氏文通》也是无意中碰上的。一个是外国的,一个是中国的,但确实都很重要。”

        因为学习的外语比较多,了解国外的情况,凭借这一优势,做个案研究时,姚小平有了一种更开阔的视角:在观察中国语言学史的时候,往往能跳出来,从西方语言学史、世界语言学史的角度来观照。反过来,看西方语言学史时,参照中国语言史,又能看到西方人的不足和长处。这与仅仅只是做中国语言史或西方语言史的人相比,他在中西相互观照、比较的基础上,又多了一重相互渗透的视角。正如他的《马氏文通》的研究,将这一中国首部本土汉语语法著作放置在世界语言学史的背景下,对其进行中西比较,而非仅仅只做本体研究。

        受父亲的影响,姚小平从小就对历史很感兴趣,曾大量阅读历史典籍,所以他的语言史研究,除了专业领域本身,还有更高一层的史学史和历史哲学的眼光。“我做的语言学研究实际上是属于文化史的东西,或者说是大文化史、大历史的一部分,所以我一直对欧洲的文化史很感兴趣,包括对中国文化史也有兴趣。一条是文化史的线索、兴趣,一条是语言学史的兴趣,在我这儿一直是交叉的。”沿着这一研究路径,姚小平开始向更为深广的领域挺进,从中西不同的个案延伸到长时段的语言思想史。同时也借助中西比较的视角:站在中国看西方,站在西方看中国,然后又与个案相结合,经由个案来整合思想史。

        采访过程中,姚小平时不时起身去书架上拿来自己这些年出版的著作。眼前的这两本:《汉文经纬》和《华语官话语法》都属于他组织编译的“海外汉语研究丛书”。其中,《华语官话语法》为西班牙的佛朗西斯科·瓦罗所著,1703年出版,是传教士编写的第一本汉语语法。而1881年出版的《汉文经纬》是德国著名汉学家甲柏连孜的著作,也是历来西方人研究古汉语语法的佳作之一。姚小平说,中西方的语言学史发源都很早,但起初两条路线并不交集。中国语言学以文字为对象,西方语言学以词为对象,它有音有义,是一种形态很丰富的语言,所以其特长是语法非常强,词典比较弱(大概一千年后才出现)。但中国语言学史恰恰相反,词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尔雅》,其中以《说文解字》最为知名。到明末时,随着利玛窦等第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因为学习汉语的需求,从那个时候开始,不断有西方人编写汉语语法,用西文字母给汉字注音,编欧汉、汉欧词典,等等。

        “我为什么要主编这套书,是为了还原历史,而且他们的东西到现在对我们还有影响,有贡献。”姚小平说,以前中国学者评《马氏文通》都是从中国的角度出发,认为它是第一本语法著作。他的立论是:它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汉语语法,但是从世界汉语研究史上看,这不是第一本,因为在它之前,西洋人研究汉语语法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这方面的著作差不多出版了二十本左右。

        说到这个话题时,姚小平特别强调说,中国最早的系统的汉语语法观念是从西方来的,中国借鉴西方非常多。上一代语言学家如王力、吕叔湘、高明凯等人主要是吸收西洋语法的框架,而其源头则指向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泊森的《语法哲学》。洪堡特的著作属于语言哲学范畴,是从哲学层面关于语法结构的一种思维和思考,不涉及具体的语法细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洪堡特的《论语言》对于中国的语言学界,有填补空白之功。

        “洪堡特的语言疙里疙瘩,不好弄。”但一旦跨过这座“高山”,此后便是一马平川。这之后,姚小平读18、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著作都很通畅,还写作出版了《17—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其中反复谈到洪堡特,算是“翻译后的一个成果”。姚小平的学术研究看似繁杂、多元,追溯起来,实则有其内在的理路可循,那就是开始去做一个具体的研究,然后顺着这个点慢慢扩展。于他而言,洪堡特是一个具体人物,译完之后他扩大面积,再变成一根线,将一系列的德国语言学家联系起来,与中国进行对比,再往后延展到20世纪初。近一二十年,他关注的范围更大,涵括整个的西洋汉语研究史,而其始发的源点就是洪堡特。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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