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怀念邱汉生先生

    6月18日，是邱汉生先生的忌日。悠忽之间，30年过去，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先生的循循教诲，仍谆谆在耳。

    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迎来了春天，侯外庐先生门下的学者重整旧业，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和研究成果，邱先生撰著的《四书集注简论》1980年在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辑校的王安石《诗义钩沉》198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而更重要的，是他受外庐先生委托，组织侯门学者开始了《宋明理学史》的筹备和撰写工作，张岂之先生也加入了组织领导，他要求我将思想史的研究方向定在17世纪的明末清初。

    1981年秋天，邱先生邀请我参加“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当时外老的研究生崔大华、柯兆利、姜广辉也参加了。会议期间，我陪邱先生拜访了美国著名汉学家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1919-2017），他比邱先生小7岁，看起来很健康。邱先生与他讨论了黄宗羲和《明儒学案》等问题。那次会议国内外学者云集，冯友兰先生与贺麟先生都参加了。会议期间在杭州楼外楼吃饭，我还给几位先生拍了照片，后来发表在刘梦溪先生主编的《世界汉学》上（我当时任副主编）。

    会议期间，主办方组织参观富春江，停车步行时，路不好走，我一直陪在邱先生身边，那天恰好薄云绕山，轻雾漫江，气象恢弘。他一边走，一边吟诵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并且告诉我，这是当年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称颂严子陵的话，给我讲了严子陵垂钓富春江的故事。结合当时场景，这件事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在以后与邱先生的交往中，我深深感到，这几句诵咏不就是先生风范的写照吗？ 后来我才了解到，邱先生自幼喜诗文，9岁参加家乡三阳镇地区各小学国文会考，两次名列第一。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期间，就撰写了《中国文学史略》一书，古典文学功力了得。

    80年代初，邱先生几次来西安，我陪他到陕西师大讲课，他请我“写黑板”。就是他说到关键词，我就在黑板上写出来，当时还真有点紧张，生怕写错。邱先生告诉我，他年轻时在上海，蔡尚思先生很器重他，推荐他在复旦大学和大夏大学教授中国通史。他也帮助蔡先生抄写整理过大量历史资料。邱先生讲课，声音洪亮，逻辑清晰，记录即成文章。这得力于他年轻时在上海、海门、新昌、南通等地中学教书生涯和深厚的文学功底。

    80年代邱先生在西大、师大讲学，内容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关于朱熹与《四书集注》。因为这时他刚刚出版了《四书集注简论》。他对于朱熹的研究，可谓细致入微、表里俱到。但是这部书的主干，是在70年代写成，因此受时代的影响，有些看法在书中还不能大胆直陈。

    2018年，我受朱子学会之邀，到福建南平参加“纪念朱子诞辰888周年”学术研讨会，我的与会论文中，涉及到邱汉生先生对《四书集注》的研究，其中下列要点是我学习《四书集注简论》而得出的体会：

    1攉朱子对“天理”的追求，表现了封建时代思想家对宇宙正义信念的孜孜追求。这一点在今天仍具有超越的意义。

    2攉朱子用一生心血对先秦以来儒家经学文献的归纳梳理，其成果就是《四书集注》，这对弘扬南宋以前的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3攉朱子继承孔子，不论在讲学，还是著述方面，都成为古代教育家的典范，这告诉我们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现象：任何伟大的思想家，都是用思想服务于社会的伟大教育家。

    4攉朱子的献身精神和伟大人格力量，具有中国哲学的特色，是超越时空限制的中国思想史的宝贵财富。

    上述浅论在今天看来还有待深入，这里只是一个历史记录而已。在《四书集注》的“后记”中，邱先生说：“论述宋明理学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分析宋明理学的积极的一面，也俟诸异日。”这句话，在后来的《宋明理学史》（上下卷）这部大著作中，得到了实现。

    记得是1986年，我从西安来京给邱先生呈送岂之先生统稿的《宋明理学史》，邱先生收到稿子后十分高兴，那天中午请我在他家吃的饭。后来他在给黄宣民老师的信中写道：

    “理学史下卷，稿经岂之审阅修订，大体就绪。三月初，他派任大援同志送稿来京。我和钟锋检查后，即交出版社。作为第一季度发稿，年内可以出书。我们此卷，外老能看到样书，就算工作有了成果。……”

    回想起40年前一幕幕的往事，令人不能自已。我不禁又想起邱先生给我讲过朱熹对“圣贤气象”的讨论。他说，朱熹的这种表述方法，是用形象的文笔，比况人的胸襟、志趣、器量、态度、德业等等，“颇可注意”。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凡看《论语》，非但欲理会文字，须要识得圣贤气象。”我时常想，邱先生是一种什么气象呢？ 借用理学家朱公掞对程颢的评价，大概是“如沐春风”吧。但这种春风，是二月的春风，带有一丝坚毅料峭。给人和煦温暖而又使人自励警醒。

    前不久读《邱汉生诗集》，其中有一联写道：“瘦骨尚堪千历劫，我心清似水晶盘。”我心有所动，将后一句用作纪念岂之师在西北大学执教70年文章题目。我以为，侯门在“文革”结束之后，经过邱汉生先生、张岂之先生，有一个发展的兴盛阶段，值得总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气象，就像量子缠绕，形成一种既神秘、又伟大的力量。我心底不觉生出颜渊的喟然之叹：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