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就像玫瑰的芳香从诗中散发”

    与阿多尼斯先生结缘可追溯到2009年11月12日那个雪后初霁的下午，那天，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在北三环“老故事”典仪厅举行。阿翁作为第一位获得中国国际诗歌大奖的阿拉伯诗人，亲临现场领奖并做了精彩的受奖词。演讲中洋溢的对创作自由的渴望和诗人永葆青春的激情，如同室外的深秋暖阳，温暖、感染了包括我在内的出席者。

    之后的十年间，阿翁几乎每年都像“省亲”一样，来到中国，与中国诗人、评论家、翻译家和广大青年诗歌爱好者欢聚一堂，进行演讲、对话，主宾双方如节庆般度过一年中美好的“诗歌季”。数次接触下来，阿翁给我的印象是，台上睿智、凝重，台下和蔼可亲、幽默率真，诗人用儿童的新奇感知世界，用青春的芳华爱恋世界，用老者的稳健审视世界。不由得对这位耄耋老人肃然起敬。

    一

    阿多尼斯，这只搏击长空的“大马士革之鹰”，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研究生涯中，以对现实社会桀骜不驯的姿态和对人生万象彻悟的才情，超越阿拉伯时空，自由翱翔于东西方天际，“在日夜的领地变化迁徙”“穿越边界”，吟唱“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建构其诗歌、文化、自由的王国，书写天地间的大书——《书：昨天、空间、现在》，在话语的光明和时间的黑暗之间获得新生，成为“风与光的君王”。

    他不仅是诗人，还是思想家、文学理论家、翻译家。除了极为丰富的诗歌创作外，还著有十余种文学评论与思想理论著作，编选过多部阿拉伯古代与现代诗集，并有十几部译作问世。阿多尼斯提出的一系列诗学见解，为阿拉伯新诗运动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其诗歌创作正是这些诗学理念的语言实验。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诗人便潜心诗学的研究和著述，出版了《阿拉伯诗学导论》（1971）、《诗歌时代》（1972）、《世纪末的开篇》（1980）、《诗歌政治》（1985）、《阿拉伯诗学》（1985）以及《苏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1992）等一系列极具美学价值和革命意义的论著。彼时，阿拉伯社会在经历了1967年“六五战争”大挫折后，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重创，面临空前的思想和文化危机，急需寻找治国安邦的方案。全盘西化还是唯古是瞻？ 阿拉伯知识分子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他们开始审视和反思阿拉伯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种种问题和困境，思考二十世纪以来阿拉伯民族在变化中的现代世界里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宗教和科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上述著作正是阿多尼斯以诗学为观测点，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全面思考和阐释。

    论著中，阿多尼斯一方面深深扎根于阿拉伯民族独特而肥沃的诗歌土壤，濡染于其崇高而丰沛的古典诗歌美学精神，挖掘阿拉伯民族文化遗产中的创新因子；另一方面穿梭于现代欧洲的思想文艺长廊，敞开心扉，与马拉美、兰波、波德莱尔、布勒东、科克托、里尔克、克尔凯郭尔等世界文学巨匠们展开对话，在东西方文化比较中，重新审视阿拉伯诗歌遗产，强调诗歌的嬗变并非仅仅是形式之变、表达之变，更重要的是视界之变、理念之变，而灵悟、主题、形式、语言上的统一与创新是现代诗歌的美学追求，他认为一个民族在急剧变化的现代世界中，秉持人道、坚持抗争、不断质疑、敢于探求各种可能性，是阿拉伯知识分子须持守的文化立场，文化问题是现代民族生存的核心问题。

    阿多尼斯的诗论，是二十世纪下半叶阿拉伯知识分子对民族大业充满激情、痛苦和忧思的见证。也许正是由于论著中折射出富有洞见的理念和热烈喷薄的理想，《诺顿理论与批评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在2010年推出的第二版，收录了阿多尼斯《阿拉伯诗学导论》《阿拉伯诗学》中的部分章节。该《选集》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权威、专业的西方文艺理论典籍，囊括了从柏拉图时期至今共148位理论家的著名理论篇什，几乎涵盖文艺理论史上所有重要的流派和人物。

    二

    阿多尼斯对古典阿拉伯诗歌的批评，与文学史常见的以时间为轴、主题为框、人物内嵌的评价方式不同。他站在阿拉伯诗歌发乎情、诗性与生命律动、诗性与人类禀赋同生共长的美学高度，站在“世界中”的阿拉伯诗歌坐标上，对阿拉伯诗歌精神做了深入的挖掘和重新评估。他把阿拉伯诗歌与它凝视的世界之关系概括为“接纳”“质疑”“藻饰”“转折”“重生”“开放”的历程，从而打破了在“一定的历史社会背景下”评估诗人和诗歌的成见，消解了文学编年史固有的时间边界，让诗歌与性灵在自身进程中展开，使“被叙述”的诗歌重新回到一个蕴含无限可能的开端。

    在阿多尼斯笔下，阿拉伯“蒙昧时期”（475—622，亦音译为贾希利叶时期）的诗歌并非未开化，也不意味着“愚昧”，阿拉伯早期的口头诗歌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要表达接纳生命的欢欣：诗人是大自然赤子，不分高低贵贱，行走于天地间；沙漠地域变数太多，是迷宫，是恋人的旧居，是战场，是避难所；诗人带着木桩和帐篷，逐水草而居，与风日相伴，总在旅途；旅途中诗人因物而喜，爱万物所显示的样貌，从沙丘到蜥蜴，从星辰到废墟，当看到昔日故里坍塌、情人旧居不在时，便哀从中来，吟诗诵曲；诗歌是诗人以他那有限的自我，欣然接受严酷的大自然及大地上广阔无垠的虚空的挑战，他咏诵纯真的爱情和侠勇的骑士风范，咏诵欢痛、爱恨、荣辱、生死。“蒙昧时期”的诗歌是用来抒情而非书写的，诗歌中的声调和节奏就像充满活力的和风，是一种身体的律动，对于吟诵者和聆听者而言，词语及其节奏本身已然成为超越实体的灵魂倾述。此时，词语不仅仅代表着某个物体的所指，而是一种多能指的力量体现，语言即生命，生命寓于语言形式之中。

    阿多尼斯认为，从接纳生命到对其本质的质疑，是古典阿拉伯诗歌从乌姆鲁勒·盖斯（500—540）走向艾布·阿拉·麦阿里（973—1057）的过程，标志着阿拉伯诗歌感觉主义的诞生。接纳的过程是满足、安宁和确信，而质疑的过程则充满了叛逆、拒绝和怀疑；接纳是阿拉伯诗歌表达对生命本质的欢欣，质疑却是对此的焦虑；从接纳到质疑是一场宿命般远离源头又渴望回归根性、栖居原乡的旅程；接纳是求稳的标志，而质疑是求变的表征。变化从艺术层面看，表现为对阿拉伯格律诗的突破；从社会层面看，是对主流价值观的拒斥、反叛和撄犯。因此，真正的诗歌运动与其说是在庞杂的文化遗产中与政治、经济、伦理和习俗的一场抗争，毋宁说是在人类文明演进中一场与自身的抗争，这是一场永不停歇的“文学革命”。

    阿多尼斯以高昂的激情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对阿拉伯中世纪革新派诗人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也是其诗论中浓墨重彩的部分。拉开阿拉伯诗歌革新序幕的是被阿多尼斯称为“阿拉伯诗歌感觉主义鼻祖”的巴沙尔·本·布尔德（714—784），他对阿拉伯诗歌原初旨意提出了质疑：诗歌是模仿还是发现？ 紧随其后的还有艾布·努瓦斯（762—813）、艾布·泰马姆（788—846）、穆泰纳比（915—965）、伊本·巴比克（卒于1020年）和艾布·阿拉·麦阿里（973—1057）等。“酒诗人”艾布·努瓦斯借酒之意象把诗歌从“现成的生活”中解放出来，当他宣告“我有我的宗教”时，这意味着诗歌与神学的分离，是对人性的发现，诗人转向人的内部世界，发出烛照内心的声音。艾布·泰马姆的诗歌是分水岭，他之前的诗人讲究形式上循规蹈矩、韵律上协调自洽的本领，而他之后的诗人则注重奇异瑰丽的用词，突变迸发的想象力。穆泰纳比更是以勃勃雄心创造了一个完全由词语构成的世界，他的诗变动不拘，才情激扬，是阿拉伯诗坛炽热燃烧永不熄灭的火炬。哲理诗人麦阿里则弃绝红尘，超越死神的疆界，生命之于他，不是生之今日，而是死后之明日；他与死亡对话，拥抱死亡，甚至融化其中，在他看来生命原本是残缺的，身体这具皮囊不过是“大地上的补丁”，生命始于死亡，死亡才使残缺的生命得以圆满，时间只不过是一场游戏。

    笔者看来，阿多尼斯对中世纪阿拉伯诗歌美学的洞见有二：第一，领悟到古典阿拉伯诗歌里蕴含着人文主义精神，即诗人对人性的发现，揭示了阿拉伯人对生命十分脆弱的感知以及人类对战胜脆弱、战胜死亡的向往，同时也揭示了命运挣扎于其中的世界之荒诞。此时，诗人努力超脱外界及其社会规约、伦理的束缚，以获得自我主体性。第二，阿多尼斯看到了中世纪阿拉伯诗歌中蕴含的“现代性”生命力，那就是对主流价值观的质疑和创新，它是“人类荒原上高高立起的灯塔”。

    三

    阿拉伯诗歌现代性是阿多尼斯诗论的焦点。中世纪阿拉伯诗歌中质疑的声音，在阿多尼斯看来蕴含着阿拉伯“早期现代性”的萌芽，具有现代存在主义、浪漫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因子，因此现代性是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必然的产物，并非为现代西方专属，也并非是个时间概念；它是人类运动中不断质疑、不断突破圭臬的永恒力量，是东西方人类文明共同的结果。阿拉伯中世纪诗歌中“人的发现”，昭示着人和世界的内在关联。正如“酒诗人”艾布·努瓦斯在诗中所言：酒是火焰，是生命体，能言说，能看见；杯盏是明灯，是星辰；酒宴是生死场。艾布·努瓦斯的诗标志着诗歌与神学的分离，也意味着大自然和社会不再是外在之物，而是人类精神的投射，诗歌是“心之见”，世间万物在人的心中都能找到它的对应，即象征和隐喻；精神统领的世界是诗歌的世界，是无数个开始构成的世界，是由词语、意义、想象构成的主客体“彼此开放的系统”；诗歌的词语和形式结构在运动和变化中不断生成和重组。

    阿拉伯诗歌现代性所引发的诸多问题与思想文化危机紧密相关，在西化还是复古的二元对立中，阿拉伯民族迷失了自己。阿多尼斯首先强调要摒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关于守成与创新、复古与西化的论战，说到底是以认知自我为指归的，最终是为了把握自我在急剧变化的现代世界中的位置。

    在此，阿多尼斯也坦言自己一开始是效仿西方文化的一员，但很快便向内转，能够用全新的视角审视自身民族文化遗产，实现自身文化的现代性和独立性。同时他也坦言这种文化自觉并非仅来自于阿拉伯主流文化体系及知识结构，而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结果：

    波德莱尔改变了我对艾布·努瓦斯的认知，意识到他诗歌中的诗性和现代性；马拉美向我阐释了诗歌语言的奥秘，让我领悟艾布·泰马姆诗歌中的现代性旨意；布勒东、奈瓦尔、兰波三人的诗歌引领我发现苏非经验的独特性和魅力；法国现代批评指引我理解阿拉伯中世纪朱尔加尼文论的现代性，尤其是关于诗性及其语言和表达特征的观念。正是“晚期的”西方现代性使我发现了我们“早期的”阿拉伯现代性，它超越了我们建立在西方范式上的“现代化”政治文化体系。

    阿多尼斯揭穿了现代性的“同质性”错觉，批判唯西方话语和经验才是现代性唯一准绳的谬误，他认为正是建立在西方范式上的排他式现代性，才使东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演变成文化和文明的冲突。事实上，人类文明不分东西，无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以各自独特而自主的方式，构成了多元世界的统一体。阿多尼斯还揭穿了现代性的“时间性”错觉，这种观念把现代性狭隘地理解为时间上的线性跃进，把标新立异的现代性表象等同于意旨丰富、以不断创新为指归的现代性内涵。

    在阿多尼斯看来，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根植于一个民族语言和社会自身结构内部，诗歌现代性首先是语言现代性。阿拉伯语和阿拉伯社会是历史的产物，诗人须超越当下时刻，进入人类历史的纵深，诗人只有和这门语言的天性及历史演变过程融为一体去感受和写作时，才能成为这门语言真正的诗人；语言撇开历史和过去，便不可能有诗歌现代性。因此，诗歌写作是对历史的参与，将历史置于持续的质疑中，将写作本身置于持续的质疑中，置于不断思索语言能量和探寻语言实验的运动中。诗歌现代性意味着思想从禁锢中爆发和解放出来，思所未思，写所未写，冲破传统中有“诗”无“思”、只要“合辙押韵”便是诗的理念，那种没有灵悟、只有空洞形式的诗歌只是模仿和因袭，诗人囿限于僵化的认知系统和知识结构中，无法创新。诗歌之思是对充满词语的万物和充满万物的词语的转译，诗性的奥秘在于其思索至深而使诗成为神秘的、梦幻般的艺术，“诗之思”导致了诗人与大众的分裂，造成了同一时期两个彼此靠近却又对峙而立的时代：诗人时代与大众时代。但“诗之思”能使大众由诗之深度结构见物之深层意义，以证明诗何以利用语言表达中的缝隙、间隔、静默和空白来生发意义，并通过自身之不完整性和生成性来进行物本体的创造。因此，诗歌是一种词语间的对抗，以便为这个世界和万物不断命名，词语不仅是对物本体的创造，也在创造中创新自身。诗与词共生，诗与思共存，这是人类的天性，是构成人类共同意识的要素，也是诗歌现代性的核心问题。现代诗的“思想就像玫瑰的芳香从诗歌中散发”。

    阿多尼斯认为诗歌现代性还要摆脱当下逻辑化和理性化的技术主义束缚，现代技术主义和工具理性将人置于一个封闭的“工具性”系统中，使人围着赤裸裸的物质主义打转，他全部的能量被引导去控制外部世界，侵占和剥削他者，忽视或压抑了其内心澎湃的激情和渴望。而这种唯产品论和量化论的技术主义必然导致专业越分越细，路越走越窄，它无法涵盖世间一切。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它的进步不仅体现于其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更主要体现于人类自身的解放，将人从这个结构及其背后的巨大桎梏中解放出来。逃逸于工具理性之掌的诗歌，或许能够凭借诗性的直觉和反逻辑思维，唤起一种对人类早年精神源头的乡愁，成为联结人类本质的纽带，远离冰冷的科技理性，建立具有新人文主义精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那是一条更人道和更温暖的道路，是对人类整体性和历史性的思考和探求。

    今天，迈入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人类，已处在更加复杂多变的全球化时局中。阿多尼斯的诗论或许能够给我们一种启示：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创新和超越，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将自身与他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共同体的人类只有超越文化、国家、种族、阶级、宗教、教派、性别的藩篱，摆脱“西方与东方”“西化与本土化”“集体与个人”“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才能不断创造。只有在创造中不断创新自我，人类才能不断前行。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海湾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