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安徽农村改革

    在中国农村改革史研究领域，《风起山南：安徽农村改革溯源》是一部颇有新意的著作。该书作者李嘉树熟悉农村情况、钟爱历史研究，在撰写博士论文时，便表现出极大的研究激情、卓越的资料搜集能力和勤奋的工作态度。此后，他在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了几篇较有影响的研究论文，在中国当代史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农村问题研究方面——崭露头角。

    本书是其博士论文的后续之作，反映了他对相关议题的进一步思考。其核心论点是，如何认定1980年前后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关键不在于各地包产到户现象出现时间的先后，而在于其包产到户能否得到地方当局的支持，并最终形成“政策扩散效应”。因而与一些现有论著的看法不同，作者认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不在其他省份，而在农业大省安徽；与人们耳熟能详的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相比较，肥西县山南区或许更值得关注。本书的叙述内容涉及1978年秋山南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包产到户实践；这个改革尝试如何得到省委领导的支持；这个地方性的试验如何引发省内外社会各界的关注，以至于最终引起中央高层的重视；这样的改革实践在各级干部中引发了怎样的争议，以及经验理性如何逐步突破“左”的意识形态桎梏，最终促成农村改革的大潮。

    从本书叙述内容看，认定中国农村改革起源于安徽自有其道理。与地处沿海一带、经济结构多元、工业基础较好的江苏、上海等地相比，安徽是一个贫穷的内陆农业省。在集体化时期，当地很多农民“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遇到灾荒则情况更糟。常年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广大基层干部群众，迫切要求对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体制作出变革和创新。换言之，中国农村的改革实践，是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穷则思变的产物。

    然而当时中国的农业省、农业县不止一个。为什么是安徽省？为什么是肥西县？ 作者在书中告诉我们，肥西山南的包产到户试验能够形成政策扩散效应，关键在于当地有一批实事求是、敢于突破僵化意识形态禁锢的领导干部——如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肥西县委书记常振英、安徽省农办政研室主任周曰礼、安徽省委书记王光宇和1977年6月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同时还有一批仗义执言、支持改革的省内外记者、学者和民主人士——如安徽日报社记者汪言海、安徽省政协委员郭崇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陆学艺、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本书通过全面回溯始于农村基层的改革历程，向读者呈现了一幅支持改革的地方干部的群体肖像，同时也揭示了基层改革实践的显著成效如何通过多种渠道传递到中央高层。

    本书关于肥西山南改革试验的缘起和政策扩散效应的形成，叙述脉络是清晰的，主要论点是能够成立的。不过书中多处大量引述官方档案资料和记者调查报告，显得冗长和沉闷，直接影响到读者的阅读体验。一些在当事人看来十分重要的概念之争和义理之辩，今天看来则十分琐屑，近乎废话。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改革面临的巨大阻力，以至于“改革派”不得不采用渐进的方式和策略性的话语，求得改革举措的政治合法性。

    从书中反映的情况看，当时对改革抱有疑虑的主要包括一些坚持国家本位、固守陈旧意识形态的官员，一些不了解农村基层实际情况的局外人，一些既得利益受损的基层干部，一些依托集体经济的农村“五保户”等。所以，支持改革的干部们不得不采用各种策略，在持续的争议中不断将改革落到实处，用大量雄辩的事实反驳各种反对改革的谬论，同时采取相应措施（如扶贫工作等）解决一些现实问题，解除某些社会弱势群体的后顾之忧。由此可见，改革不但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敢于担责的勇气，而且需要化解难题的智慧和耐心。

    在读完前面几章之后，我们对一些省内干部和支持当地改革实践的“旁观者”的心路历程不难理解——他们要么是本地人，要么是在本地工作生活三十多年的南下干部，要么是身在外地、心系家乡的热心人。其中王光宇和周曰礼等人曾在20世纪60年代初深度参与“责任田”，算是早有“前科”。但对新任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所表现出的积极姿态和责任担当，我们多多少少会感到难以理解。这个问题终于在全书的最后一章水落石出。

    概要说来，1978年安徽省遭遇百年不遇的严重旱灾，农民生计受到严重威胁。万里作为省委一把手，显然意识到让老百姓有饭吃、活下去是其职责所在（这与曾希圣当年面临的局势和作出的反应如出一辙）。所以他在1978年9月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上明确主张“非常时期必须打破常规”，支持王光宇提出的“借地种麦”建议。然而更重要的历史背景是，1978年爆发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对陈腐的意识形态形成巨大冲击。过去三十年的经验教训，中国农村长期贫困落后的现实状况，促使人们思考社会主义的要义是什么？ 贫穷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这样的思考不仅限于基层一线的干部群众，还包括省级领导和中央领导，以及决策层的邓小平和陈云。换言之，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全党上下已经出现了一大批支持改革的干部。在他们看来，固守僵化的意识形态和现行的管理体制，不但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倡导的共同富裕目标，而且会引发基层群众的严重不满，危害到社会主义的信誉。由此可见，思想观念的解放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前提。中央高层的开明姿态对省级领导产生了积极影响。

    本书很好地阐释了以下几个主题：为什么曾希圣、万里等安徽省内各级干部会在特定时期尊重农民群众的创造和选择，为什么安徽省委1961年的“责任田”和1979年的包产到户试验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为什么一个农业县在1978年秋季以后的包产到户会迅速在全国范围形成政策扩散效应。我觉得每一个关心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朋友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