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埃尔诺：十个关键词

    对我来说，这次的诺贝尔奖是一种责任，我要继续与不公正作斗争

    ——安妮·埃尔诺

    82岁的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于10月6日获得了202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马茨·马尔姆说，埃尔诺是因为“她用以揭示个人记忆之根源、疏离和集体抑制的勇气和临床敏锐度”而获授诺贝尔奖的。

    像往年一样，我们透过十个关键词，看一眼她这个奖、她的作品和人生。

    【半边天】

    瑞典报联社想必是第一个报喜者。

    “不，真的吗？ 我非常吃惊，您确定我得了吗？ 我上午在工作。电话一直在响，可我没接。现在我都听到它在响个不停呢。”埃尔诺在电话里说。

    她是继2014年获奖的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之后，第一位获得这一荣誉的法国人，也是历史上的第16位法国得主。

    作为出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最多的国家，法国因此拉大了与美国（13人）、英国（11人）、德国（9人）和瑞典（8人）的距离。

    埃尔诺也是16位法国获奖者中的第一位妇女。

    1/16的这一比例远远低于诺贝尔文学奖总体上的女获奖者比例。从1901年到2022年，该奖共颁奖115次，119人获奖，其中妇女17人。

    毫无疑问，妇女获奖的几率正在加速提高。诺贝尔文学奖创立以后的前一百年，仅有九位女得主，但最近十年获奖的妇女就多达五位：艾丽斯·芒罗（2013年获奖）、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2015）、奥尔加·托卡尔丘克（2018）、路易丝·格勒克（2020）和埃尔诺（2022）。

    这与社会进步的走势大体合拍，也与主持评奖的瑞典学院2017年爆发性丑闻后痛定思痛、转变观念、大幅增加女院士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关。

    妇女顶起半边天的局面可能从此确立，厌女的男作家获奖的几率恐怕将非常渺茫，因为如今的大男子主义者既无法取悦文坛，也难以通过学院的投票了。

    【阶级】

    釜山出生的39岁韩裔瑞典作家帕特里克·大中·伦德贝里乐见学院选择了一位工人阶级作家。“我这辈子还没碰到过哪次投票像这样让我高兴呢。”他告诉瑞典电视台，因为埃尔诺“用一种在所有北欧工人阶级妇女之上的绝对精彩的方式描写了工人的生活”。

    安妮·迪歇纳1940年9月1日生于诺曼底地区利勒博讷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她在1983年的《位置》（La Place）一书里回忆，父亲少年辍学，到农场打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睡在马厩的上边，以草代褥……狠心的农场主却还在饭食上做文章”（引郭玉梅译文），拿生了虫的肉给他吃。大战时他应征入伍，转业后进入缆绳厂，与同厂女工成家。从工地脚手架上摔落重伤后，他盘下一家咖啡杂货店，同时继续在外打工。全家的收入只是刚好高过贫困线，但他们仍然送安妮上了私立的天主教中学，以期脱离她在其中成长的“肮脏、污秽、丑陋、恶心”的生活环境。

    【羞耻】

    安妮·迪歇纳上了鲁昂大学和波尔多大学，毕业后做了法语教师，继而嫁给小资产阶级丈夫菲利普·埃尔诺，改随夫姓。面对上层时的自卑和回望底层时的厌恶交织在一起，让她感到羞耻，因而努力通过写作获得救赎。

    伦德贝里说，“埃尔诺描写阶级和阶级流动，以及完成阶级流动后会感受到的那种羞耻，虽则真想离开，却还是会怀念留在身后的东西。这在我的写作中也多有触及。如果不是因为安妮·埃尔诺，我想我是不可能写出我所写的东西的。”

    【私人的】

    “如果我不把它们写下来，事情就还没完成，它们只是经历过了。”埃尔诺在今年5月出版的新书《年轻男人》（Lejeune homme）的题记里写道。

    这本书仅厚48页，回忆了她54岁时与羞涩而贫穷的24岁学生A（她情人通常的代称）陷入热恋的故事。她是关系中的支配者，通过“利润的角度”看待男孩的爱情。她出钱带他到处旅行，在餐馆、街头和海滩昂然面对众人谴责或羡妒的目光。“A向我指出，我们比一对同性恋者更让人无法接受。”埃尔诺写到一种奇异的母子情，“有一年夏天，在基奥贾，我们等着坐汽艇返回威尼斯时，他说：‘我想在你里面，从你里面出来，长得像你。’”

    从出道到晚年，她冷酷的直白始终不改，哪怕它表现得近于挑衅，几同冒犯。

    【社会的】

    2017年过后，《年轻男人》所记录的男女关系已不再像从前那样令人瞠目。

    今年10月6日，44岁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总统向埃尔诺所代表的“妇女自由和一百年来被忘却者”的声音致敬，向她50年来所写的既是个人回忆也是集体记忆的众多小说致敬。

    埃尔诺深受布尔迪厄社会学的影响，曾说《区分》和《继承人》对她的启发不亚于德·波伏瓦的《第二性》。她在创作中极具社会意识，试图摆脱“个体性的陷阱”，“在个人记忆中发现集体记忆的记忆”，所写虽属个人回忆，却同样反映出社会的变迁：阶级区隔、两性关系和民间风尚。作为讲述者和回忆者，她几乎总是把自己放入所属的时代，有意识地不把自己视为个体的存在，而是“经验的总和”。因此，她和她的经历便与特定的时代和社会建立起了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体现出私密性和社会性的高度统一。

    2012年在法国出版的《安妮·埃尔诺：承诺告诉世界》（Annie Ernaux:se mettre en gage pour dire le monde）一书认为，自巴尔扎克和左拉以来，还从没有发生过像埃尔诺这样的情况：社会学成了文学作品的基础，文学作品又反过来力图赋予生活经验以形式甚至载体。

    她最受好评的作品《这些年》（Les Années，2008）是一部别致的风俗史、成长史和性经验史，令人眼花缭乱，堪称法国社会从战时到21世纪初的巨幅壁画，既属于个人，也属于集体。“我”甚至从这本书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和第三人称的“她”：

    “父母在诺曼底小城里的照片转瞬间出现在她的脑海里，为了带她去参加晚上的仪式而正在脱去罩衫的母亲，从花园里回来、肩上扛着铁铲的父亲，一个继续存在的、比一部影片更不真实的缓慢的世界，远离她身处的现代的、有教养的、向着很难说是什么地方前进的世界……我们回过来谈妇女的历史，发现一切都为男人而存在，在创造性的性自由当中没有过我们的好处。”（引吴岳添译文）

    中华读书报2020年4月15日报道，埃尔诺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发表致马克龙总统的公开信，严厉批评政府的卫生和劳工政策。“我们很多人不想再要一个明显不平等的世界，瘟疫已经暴露出它的真实面目；”她写道，“相反，我们很多人想要的，是人的基本需求——健康的食物、医疗、住房、教育、文化——能够得到保障的世界，今天的团结局面确也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世界有实现的可能。”

    【爱欲】

    2006年，法国《读书》杂志在采访中问她想要怎样的死法，她回答：“我希望在做爱的时候死去。”（引金龙格译文）。

    从1974年的处女作《空橱柜》（Les Armoires vides）开始，经描写与苏联外交官婚外恋的《简单的激情》（Passion simple，1991）和《迷失》（Se perdre，2001）、关于17岁在夏令营得到平生首次性经验的《少女的回忆》（Mémoire de fille，2016），直到最新的一部《年轻男人》，埃尔诺终其一生都在坦率地和毫无保留地描写身体和爱欲。回避这一点就难以理解她的作品和几代法国妇女的生活经验，也对不起她为此付出的、包括婚姻破裂在内的巨大牺牲。

    【冷酷】

    因直白描写贫穷与暴力而当红的法国青年小说家爱德华·路易宣称，他有两位导师：同胞安妮·埃尔诺和挪威的卡尔·奥韦·克瑙斯高。

    虽然跻身上流，埃尔诺却不用资产阶级的语言写作。她拒绝美化和粉饰，文风朴实、直白、简洁而冷酷。在她笔下，苦难决不励志，岁月也不悠悠。她坚持避免隐喻，远离浪漫，从而达成了一种“既不重视也不贬低所述事实的客观风格”。

    【临床敏锐度】

    “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是为了我可以重述。”在2000年出版的《事件》（L'Événement）一书中，埃尔诺写道，“也许我生命的真正目的，是让我的身体、我的感觉和我的思想变成文字。亦即某种可以理解的、普遍的东西，使我的存在融入他人的生活和头脑。”

    英国小说家和《卫报》专栏作家里安农·露西·科斯莱特为此感激埃尔诺的慷慨付出，因为她放弃了羞耻，献出了自己的身体和生活，让沉默的妇女有机会发声。但说实话，男同志很难读完绝望的女青年在宿舍里徒劳地用“长长的、闪亮的蓝色编织针”寻找子宫口，企图造成流产，却只是“被自己的无助所激怒”的残酷实录而不如坐针毡的。

    这种如坐针毡的感觉，大抵就是瑞典学院所说的“临床敏锐度”造成的吧。

    “我意识到这些叙述可能激怒或吓跑某些读者；它也可能被标定为令人厌恶。”埃尔诺紧接着上述一幕写道，“我相信任何经验，无论其性质如何，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得到记录。不存在次要的真相这种东西。再说了，如果没能完成这项工作，我必将自感有罪，因为我使妇女的生活缄口，也纵容了一个为男性霸权所统治的世界。”

    在《事件》里，埃尔诺回忆了自己23岁求学期间意外怀孕并自行堕胎的往事。受迫于严厉的反堕胎法，她无法公开求助，联合制造胚胎的男友拂袖而去，男同学借机占她的便宜，医生则一再拒绝她、躲避她，欺骗她——用保胎针冒充打胎针，她只能前往巴黎，敲开某位地下引产师P-R太太的门，对一位老农般脸色阴沉的矮胖女人交出自己的内脏，“有一种盲目的痛。她〔P-R太太〕不停地说：‘别叫了，姑娘’，‘让我接着干活儿’，也许还有别的话，但统统意味着一件事：我们必须继续。”最终，她在学校宿舍的公共厕所里流产，随即因为大出血而险些断送了性命。

    直到1975年，法国才通过了允许妇女合法堕胎的《自愿终止妊娠法》，即“韦伊法”。

    2021年，青年导演奥德蕾·迪旺将《事件》搬上大银幕，一举赢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

    在美国最高法院取消联邦堕胎权后，电影《事件》获得了更多的国际关注。

    某些观察家认为，同样的因素促使历来惯用间接方式表达政治立场的瑞典学院在今年作出了表彰埃尔诺的决定。

    【不满】

    正因如此，有人感到埃尔诺的获奖是屈从和迎合了外界的预期，以至于难以比肩过去几年的拍案惊奇——想想美国歌手问鼎的那一年，文学界和出版界感觉多么受辱，同时又是多么荒诞和刺激啊！

    “当你感到公众的风刮进了证交所大楼，好像连瑞典学院都受到影响时，我认为这让人有点伤心。”瑞典《快报》现任文化部主任维克托·马尔姆做出嗔怪的样子说，“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发现全新的和出乎意料的东西。我喜欢那种有点赤裸的、愚蠢的、被强迫着发现了什么的感觉——这在安妮·埃尔诺身上你可得不到。话虽如此，我倒认为很容易低估埃尔诺其实多么有原创性。她是当代文学主导性传记的开路先锋。”

    这和去年该报的表态截然不同。2021年，马茨·马尔姆宣布阿拉伯裔坦桑尼亚旅英黑人小说家阿 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获奖时，时任《快报》文化部主任卡琳·奥尔松就在斯德哥尔摩证交所大楼的现场。她说她真想扑上去，抱着马尔姆那张严肃的脸，“直接在他嘴上亲一口”，因为他这一手惊奇游戏玩得太漂亮了。那一天该报的大标题就叫《我真想在马常秘嘴上亲一口》。

    【继续斗争】

    10月6日下午5时许，埃尔诺出现在巴黎加利马尔出版社的办公室。她穿着黑衬衫和牛仔裤，在社长安托万·加利马尔身边落座，接受了大约50位多国记者长时间的鼓掌和欢呼。

    《巴黎人报》形容埃尔诺是“高大美丽的金发女郎”，尽管她身高仅有1.65米左右。

    在表达了对诺贝尔奖这一“巨物”的感激之后，她谈到了自己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妇女地位。

    “对我而言，这仍然是个问题。”她轻声细语地说道，“因为我并不觉得妇女在自由和权力上已经与男人平等了。〔男权的〕统治仍然存在着——以极其不同的形式。这也是我为什么写作。对我来说，这次的诺贝尔奖是一种责任，我要继续与不公正作斗争。”

    她特别提到堕胎权，并发誓要为保卫妇女合法终止妊娠的权利而奋斗到“最后一息”。

    埃尔诺表示，两个月后前往瑞典学院发表获奖演说时，她不会回避前述紧要的话题。

    “我认为那是表达的正确时机，在全世界面前。”她说，“我不会回避。”。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将于12月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届时，除了证书和奖章，埃尔诺还将获得10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现合人民币642万元。